窗 外

她的最后一天没有异常之处。她看来有点神经质，心里有点儿事，也可能一点事也没有。不过葆拉向来就是这副模样。

她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当差的三个礼拜，一直都不算是模范服务生。她会忘掉客人点了什么，要不就是搞混这人与那人的餐，而你要结账或者打算再叫一轮酒时，想把她引来桌边还真会搞得你疯掉。在当班的某些时日里，她走起路来如同穿墙而过的幽灵，像是练就了什么玄奥的神游太虚的技巧，魂魄跑到外头浪游却还留着瘦长的身躯继续端送食物饮料，并且抹净空荡的桌子。

不过她的确很努力地试过了。妈的她的确有。她硬是能够挤出一抹笑。有时候是忍着伤痛走路的勇敢笑容，有时候是绷紧下巴不堪一击吞过几片安非他命的微笑，不过日子就是要一天天熬过来的，所以不管哪种笑容总比什么都没有好。阿姆斯特朗大部分的常客她都知道名字，而听到她那一声招呼你总会有种回到家的感觉。当那声招呼就是你仅有的“家”的时候，你会懂得并珍惜它的。

如果说这份工作她做起来并不算理想的话，呃，她当初跑到纽约来可也不是志在于此。没有人会立志要到第九大道的三流酒馆当服务生的，这就跟没有人会立意要变成一个月复一月仰仗波本和咖啡度日的前任警察是一样的道理。这种伟大的命运是当头甩过来的。如果你还年轻如同葆拉·薇特劳尔的话，你会硬撑在那儿想着事情总会好转。如果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你会两手合十祷告事情不要恶化太多。

她值日班，从中午到晚上八点，礼拜二到礼拜六。特里娜则是六点到班，所以晚餐人潮多时就有两个女孩当班。八点一到葆拉无论如何都会准时下班，而特里娜则会继续端送一杯杯咖啡以及波本，再做六个钟头。

葆拉的最后一天是九月下旬的某个礼拜四。夏天的热潮开始退散。那天早上下了场沁人心脾的小雨，太阳一直没有露脸。午后四点我带着一份邮报漫步而入，喝下我当天的第一杯酒，一边看报。八点钟的时候，我正和罗斯福医院的几名护士聊天，她们正准备嚼舌抱怨某位住院外科医生的救世主情结。葆拉匆匆走过我们的桌边跟我道声晚安的时候，我正发出同情的噪响。

我说：“晚安宝贝。”我抬起头了吗？我们相视而笑了吗？妈的，这我可不记得。

“明天见，马修。”

“是啊，”我说，“上帝保佑。”

不过他显然没有。约莫三点时贾斯汀关门打烊，我绕过街角回到旅馆。没多久后咖啡和波本的作用便相互抵消。我爬上床睡觉。

我的旅馆位于第八和第九大道之间的五十七街，在这个街区靠上城的那端，而我的窗户则朝南对着街道。我可以从窗口看到曼哈顿尖端的世贸中心。

我也看得到葆拉住的建筑。它位在旅馆对面朝东约莫一百码处，是栋庞然高楼，如果在正对面的话，世贸中心就会给挡到我的视线以外。

她住在十七层楼。四点过后不久，她跳下一扇高窗。她掠过人行道落到离路沿几英尺的街上，刚巧掉在两辆停放的车子之间。

中学物理教过，落体是以每秒三十二英尺的等加速度落下。所以第一秒她应该掉了三十二英尺，下一秒则是六十四英尺，然后第三秒是九十六英尺。她掉了约莫两百英尺，因此实际的掉落过程我想应该花不了四秒钟。

感觉上一定比四秒长很多。

我十点到十点半之间起床。我站在柜台前等信时，维尼告诉我夜里有人跳楼。“是位淑女，”这个词现在已经很少人用了，“她光溜溜地跑出去。单是那样就有可能丧命呢。”

我看着他。

“落到街上，差点撞上某人的凯迪拉克。车头来了那么个摆饰你会作何感想？这种事不知道保险公司赔不赔。该叫什么你说，天灾是吧？”他从柜台后头出来，陪我一起走到门口。“就是那里，”他边说边指着，“那辆花商的卡车停的就是她坠落的位置。反正已经什么鬼都看不到了。他们拿铲子和海绵把她铲起来，然后打开水管全冲掉了。我来上班的时候，半点痕迹都没留下。”

“她是谁啊？”

“谁知道！”

当天早上我有事得办，办事的时候我偶尔会想到那个跳楼的人。这种人并不少见，而且他们通常是在黎明之前跳的。据说那是最最黑暗的时刻。

午后不久我路过阿姆斯特朗，顺便停脚匆匆进去喝一杯。我站在吧台边四下张望要跟葆拉打招呼，但她人不在。一名脸色苍白名叫丽塔的女孩帮她代班。

迪恩站在吧台后头。我问他葆拉在哪儿。“她今天翘班是吧？”

“你没听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