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第3/9页）

“我完全了解。”多尔毕低声说。

“《马利高德医生》竟然不受欢迎，我很意外，”我说，“我们刊载那篇故事的圣诞节特刊卖出了超过二十五万本。”

多尔毕耸耸肩。“现场有笑声也有泪水，”他轻声说，“可是老大觉得笑声和泪水不够多，而且没有出现在最恰当的时机。所以他不再用那一段。”

“真可惜，”我一面说，一面感受鸦片酊进入体内时那股轻松暖意，“狄更斯排练了三个多月。”

“老大什么都排练。”多尔毕低声说。

我不太确定自己对多尔毕称呼狄更斯“老大”这件事有什么想法，狄更斯本人似乎很喜欢。根据我的观察，狄更斯非常中意这个高大魁梧的结巴熊经理。我当狄更斯的至交好友已经不下十年，如今我十分肯定这个平凡无奇的戏剧从业人员正在慢慢取代我的地位。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在鸦片酊带来的清明思路下——意识到我、福斯特、威尔斯、麦克雷迪、多尔毕和波希只是一群小行星，争先恐后地抢夺最靠近须发花白、肠胃胀气、满脸皱纹、日渐暗淡的太阳狄更斯的轨道。

我不发一语起身走出戏院。

原本我想回旅馆。我知道狄更斯表演前会回旅馆休息几个小时，可是那段时间他会自我封闭，等到漫长的朗读夜结束后，他才会跟人说话。我发现自己在伯明翰被煤灰覆盖的阴暗街道上游荡，纳闷儿着自己为什么在那里。

八年前，也就是1858年秋天，我陪着狄更斯像傻瓜似的北上疯狂追逐爱伦·特南(狄更斯说我们要为一本共同创作作品《两个懒散学徒的漫游》搜集资料，我信以为真)，差一点儿在卡里克山丧命。回到伦敦之后我决定往剧本创作发展。前一年我的《冰冻深渊》大放异彩，名演员费德列克·罗伯森买了我更早的剧本《灯塔》(正如《冰冻深渊》，狄更斯也曾演出此剧)。1857年8月10日这天，我成为专业剧作家的梦想终于实现。狄更斯跟我一起坐在作者专属包厢里，跟所有观众一起鼓掌。我坦承在掌声雷动过程中起身鞠躬致意。不过，“掌声雷动”也许有点儿形容过当，观众的掌声听起来更像是出于礼貌而非热情。

《灯塔》的剧评同样客客气气，语调温和。就连《泰晤士报》一向温和的约翰·奥森佛德也写道：“吾人不得不做此结论，《灯塔》一剧尽管有诸多优点，却比较像是戏剧性的逸闻趣事，而非真正的戏剧。”

尽管外界评语不冷不热，1858年我还是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套句当时我跟狄更斯都常用的语词——耗尽脑力撰写剧本。

当时狄更斯的儿子查理刚从德国回来，谈到法兰克福一个叫“死屋”的恐怖地点，这激发了我的灵感。我马上动笔，一口气写成一部叫“红色药瓶”的剧本。剧中的两个主要角色分别是疯子和下毒的女人(我向来对毒物和下毒者很着迷)。《红色药瓶》的主要场景就在“死屋”里。亲爱的读者，坦白说我认为这样的场景和布景奇妙至极，满屋子都是盖着床单躺在冰冷石板上的尸体，每具尸体都有一根手指缠绕绳线，线的另一端往上连接到一个挂在上方的铃铛，以免某个“亡者”还没死透。这幕阴森场景会勾起我们对于遭到活埋或遇见活死人这类事情的最深沉恐惧。

我撰写剧本前先跟狄更斯分享构思，写成之后还念了几段给他听，但他都没说什么。不过，他倒是去了一趟伦敦的精神病收容所，搜集一些能够让我剧本里的疯子角色更具说服力的细节。在《灯塔》里有杰出表现的罗伯森答应在奥林匹克剧院演出那个疯子角色。看排演时我非常开心，所有参与的演员也都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剧本无比精彩。他们都赞同我的论点：虽然伦敦的观众已经变得迟钝又莫衷一是，一剂强心针或许可以唤醒他们。

1858年10月11日，狄更斯陪我出席《红色药瓶》首演，并且敲定演出结束后在他少了女主人的塔维斯多克寓所为我和我的朋友举办晚宴，我们一群大约二十个人一起坐下来观赏演出。

结果奇惨无比。虽然我的朋友们为剧中那些病态惊悚情节战栗发抖，大多数观众却低声窃笑。最大的笑声出现在“死屋”那一幕的高潮，因为——正如事后的剧评所言：太过明显——有一具死尸拉响了铃声。

那出戏没有加场。演出后在塔维斯多克寓所的晚宴显得长夜漫漫，虽然狄更斯尽心尽力炒热气氛，甚至不惜取笑伦敦的剧院观众，我还是觉得如坐针毡。因为我后来无意中听见波希这个坏家伙说：那是如假包换的葬礼烤肉[1]。

尽管《红色药瓶》悲惨收场，我并没有打消用作品让我的同胞同时体验到不安、着迷和反感等情绪的决心。在《白衣女人》造成轰动之后，有人问我成功的秘诀，我谦卑地告诉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