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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野上百合子招认了是她杀害了施奈德。”

结城中校隔着大办公桌低声说道，听在飞崎耳中，就像此事和自己毫无瓜葛一般。

“宪兵队前来谢谢我们透露这项情报给他们，真是难得。”

结城中校如此说道，双唇嘲讽地扭曲了一下。

宪兵队原本就不打算将施奈德是双面间谍的“机密情报”告诉警方。

他们这三年来一直没发现施奈德在日本从事间谍行为，与其向警方坦承此事，还不如让整起事件当做是“一名头脑有问题的外国记者，在情人的住处自杀”处理比较好。但这时出现了另一个新的可能，那就是“日本人杀害盟友的新闻记者”。对宪兵队来说，这是个很好的借口，可以在不告诉警方实情的情况下，全权处理这起案件。

飞崎再也无法压抑那股直涌上喉头的不悦，蹙起了眉头。

他脑中浮现先前向宪兵队那班人透露情报时，他们看着嫌疑犯的照片，那伸舌舐唇、宛如野兽般的低俗表情。

野上百合子是名有智慧的美女。

不知她会遭受那群野蛮的宪兵队员何等侦讯，飞崎连想都不愿想。

飞崎第一次发现她供词里的矛盾时，脑中第一个浮现的念头就是“不合逻辑”

德国和苏联的双面间谍。举世罕见的花花公子。爱发酒疯。说话毒舌。

施奈德树敌众多。在这之前，他不管何时、什么原因、被谁所杀，都不足为奇。

野上百合子只是刚好下手罢了。

为什么要由我来揭露她犯罪的事实……

但一旦发现矛盾，便觉得百合子的口供极不自然。

举例来说，野上百合子发现施奈德尸体时，为了叫警察来，她叫同行的女友到附近的派出所报警。可是，明明她家中就有电话（这对一般家庭来说，并不是那么普遍）。

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报警？

此外，她在口供里提到“接下来一直到美代子替我报警这段时间，我好像都呆立原地，双手掩面，不断放声大叫”，但一直在监视公寓的飞崎知道那不是事实。

两名女人走进公寓后，旋即发生了一场骚动。其中一名女人夺门而出后，公寓内一片死寂。

野上百合子需要时间独自留在现场。

为了将施奈德所写的“遗书”从另一个地方拿过来放在餐桌上，她需要一个人留在公寓里。所以，她不让同行的女人用电话，而是请她专程跑一趟派出所……

没错，那张字条根本不是什么遗书。

施奈德丧命时，那张字条应该就摆在电话旁。

在供词中，百合子并未隐瞒她与施奈德通电话的事，因为只要调出通话记录一看便知。

但无法从记录中确认通话内容。

“当时他很罕见地表现出消沉的模样，说话的声音很阴沉。”

她如此供述，但暗中监视施奈德的飞崎，却不觉得那天他的神情消沉到走上绝路的地步。

打电话时，百合子一直和情人言不及义地闲聊，然后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似的，说她有句下出戏会用到的台词，要施奈德将它抄下来。

我对人生感到失望，决定一死。

信纸事先就已备好放在电话旁。施奈德听从百合子的指示，照她说的话在信纸中写上日语——就用他当天买的钢笔。他万万没料到，会用它来写自己的遗书……

百合子之后说了一句“我今天的练习比预定的时间还久，可能会晚点回来，你可以拿红酒来喝”，便挂断电话。

她结束练习后，再次打电话回家，当时已没人接听。

“我心想，这么晚回来，他可能已经生气离开了。”

百合子如此供称，说当天的练习是“正式彩排”，但很难想象和正式演出以同样形式进行的“正式彩排”，会比普通彩排还久（至少不会拖得太晚，以至于在她住处等候的情人生气离开）。

为了谨慎起见，飞崎向剧团的演出人员进行确认。结果得知，当天的练习按照预定时间开始，也几乎在预定时间结束。

野上百合子说谎。

知道这点后，接下来不用想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百合子为了让施奈德喝下掺毒的红酒丧命家中（证明在他死亡时，自己人在远处），因而刻意向施奈德提供了错误的约会时间，而且还和一同工作的女性友人一起回家。当然了，这是为了让友人提供证词，证明她到家时，施奈德已经气绝身亡。

但应该不只这些……

从飞崎走进房间到现在，他第一次主动开口：

“关于杀害施奈德的动机，她说了些什么？”

“这也和您猜想的一样。”

结城中校紧盯着飞崎，未有一丝游移地回应道：

“野上百合子得知施奈德和她的朋友安原美代子关系亲密，深感嫉妒，因而动了杀机。这是她自己招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