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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上百合子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施奈德写完遗书后自杀的那段时间，百合子正在她所属的T剧团练习场排戏。从剧团租借的练习场到她住的公寓，直线距离有五公里。就算再怎么开车狂飒，光往返也要十分钟以上。如果她让施奈德写下遗书，之后再让他喝下毒酒，时间上根本不允许。

另一方面，野上百合子当天也不可能离开练习场五分钟以上。她是下一场公演的第一女配角。换言之，她不可能消失在舞台上超过五分钟。如果当天的练习是“正式彩排”，那就更不用说了。

剧团的演出人员、训练生，以及其他三十多名相关人员，全都异口同声证实她有不在场证明。

飞崎为了谨慎起见，在事件发生时，曾伪装潜入审问野上百合子的警署里，偷偷翻阅了调查报告。

“我是在一年前认识卡尔·施奈德。一开始，他是以客人的身份到我上班的俱乐部光顾。虽说他是德国的新闻记者，但他日语说得很好，大家都吓了一跳。在众多女人当中，不知为何，他特别中意我，之后常到店里来。每次他来店里，我们就会一起聊天。他不只说话风趣，也很会引人打开话匣子。有一次我不小心说出自己想当演员的心愿，他非但没笑我，还鼓励我。不，不仅如此，隔天他已经替我安排好，让我接受演员训练。我辞去俱乐部的工作，接专门接受训练。从那之后，他便常到我的住处找我。我住处的电话，也是他为了方便从外面和我联络，出钱替我装设的……”

警方基于几个原因，一再对百合子展开比平时更为严厉的审问。

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她在现今这种时局下，仍和外国的新闻记者保有亲密关系——尽管对方是日本的德国盟友，但还是很不寻常，这令警方相当怀疑。

再者，野上百合子曾因为“有激进的倾向与行为”，而遭高等女子学校退学。因为这个缘故，她的父母和她断绝关系。为了赚取生活费，她才会到俱乐部上班。

从调查报告中不难看出，她是个有智慧（尽管在现今的日本，这表示她的自由主义倾向过于强烈）、务实的年轻女性。

“我深爱着他。”面对警方的审问，野上百合子毫不腼腆地应道，“和他交往后不久，我马上就发现他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情人。不过，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无论日本人还是外国人，有魅力的男性身边，总是有女人围绕。这不是他的错……”

野上百合子的这番话，也和周围人的证词相吻合。

面对一看就知道是施奈德情人的其他女性，她也不生气，一样和气地接待她们。就算施奈德在家里开派对，在派对来到尾声时才叫她回家，她也都会乖乖听话，没半句怨言，此事大家都看在眼里。

就动机来说，也很难认定是百合子杀害了施奈德。

还有遗书的问题。

我对人生感到失望，决定一死。

信纸上所写的文字，经过鉴定，确定是施奈德本人的笔迹。而且，施奈德写遗书所用的那支钢笔，还在他自杀当天买下的——这是飞崎亲眼看到的。

——难道他真的是自杀？

然而，若真是如此，他实在无法理解结城中校为何要特地命令他重新调查野上百合子的不在场证明。

推算施奈德死亡的时间，野上百合子确实身在五公里外的地方。难道她可以随意操控人在远处的施奈德写下遗书，并让他喝下掺毒的红酒？

这愚蠢的念头令飞崎不由自主地苦笑。与其要证明这点，倒不如认定结城中校判断错误，反而还比较自然。

回到高挂“大东亚文化协会”广告牌的大楼时，飞崎差点和一名正要从大门走出的人撞个满怀。飞崎说了一声“抱歉”，与对方擦身而过时，那人在他耳边低语：

“没有隐形墨水，用的也是普通纸张。”

“什么？”

飞崎不禁停下脚步，转身凝视，原来对方是他的同期秋元，只是刚才因为乔装而没有认出。

秋元向飞崎眨了眨眼，走出门外。

接着，在飞崎抵达房间前，他的同期不约而同地在走廊上现身，与他擦身而过，或是假装不期而遇，对他说道：

——会说英语的人，全都是些小角色。很遗憾，目标是三面间谍的可能性很低。

——特高已不再调查施奈德。

——确认过红酒的进口通路，没发现可疑人物。

——德国和苏联的大使馆没有任何异状，也看不出两国的情报机关有采取行动的迹象。

最后，来到房间前，葛西同样与他擦身而过，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葛西正准备离去时，飞崎一把抓住他的手臂问道：

“为什么向我报告？”

“为什么？”葛西先是一愣，接着眯起眼睛应道，“因为这是你的案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