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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

“我也是，我也得走了。不过，等下回我回来，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比如看场电影之类。”我们都喜欢罗伯特·德尼罗的片子，这是我们的共同爱好之一。

“好的，到时给我打电话。”

“我会的。”

待我关上门，又后悔自己没请她进来。回到厨房，我关了电脑，目光落到打印机旁那沓一英寸厚的纸上。那是一篇我没有写完的小说，一年多以前开始动笔，但始终没什么进展。我构思了一个作家，他因摩托车事故而四肢瘫痪，然后用庭外和解的赔偿款从当地的大学雇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帮忙把他口述的文段词句打出来。但他很快发现，这个姑娘在打字前会先把他口述的词句做一番修改润色，有时甚至还会重新撰写。于是他渐渐明白，这个姑娘是一个更优秀的作家。没过多久，事情演变成他缄默地躺在房间里，而她一个人打字撰文。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写。他想杀了她，用双手扼死她，但他连动动手指都做不到。他宛如身处地狱。

这沓纸就放在桌子上，挑逗我再次尝试。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把它塞进抽屉里，跟更早些时候我开了个头却没有完成的另一部小说放在一块儿。我没有这么做，估计是因为想把它放在那儿，放在自己看得见的地方。

我走进《落基山新闻》编辑部大厅的时候，那里还很冷清。负责早报和早间新闻的编辑与记者都聚在本地新闻编辑部那儿，其他人我没见着一个。大多数员工都不会早到，得到九点或更晚才会陆续进来。我的第一站就是到自助餐厅去买咖啡，然后晃荡到资料室，从接待台上拿起厚厚一沓写着我名字的打印资料。我去劳丽·普莱恩的办公桌前晃了晃，想当面谢谢她，但她也还没到。

坐在办公桌后头，我可以看到格雷格·格伦的办公室。他就在里面，像往常一样打着电话。我开始了日常的工作，首先一前一后地阅读《落基山新闻》和《丹佛邮报》。我总喜欢这么干，每天旁观丹佛报界的往来厮杀。如果你能坚持做对比图，你会发现独家报道总是能拿到最高的分值。但通常情况下，两家报纸采录的都是同一桩新闻事件，而这才是一场堑壕战，是战斗争夺的关键所在。我会先读我们的报道，再读他们的，看哪一方撰写得更好些，哪一方采编到最佳的信息。我并不总是偏向《落基山新闻》。事实上，大多时候我持有的还是相反的观点。跟我共事的这帮人中，有些家伙是不折不扣的浑蛋，我不介意看到他们被《丹佛邮报》痛打一顿，我不会对任何人承认这一点。报纸这一行业，销量和竞争是天性。我们与别的报纸竞争，我们内部也互相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肯定，每当我穿过编辑部大厅，总有一些人在偷偷看我。在一些年轻记者看来，我几乎就是个英雄，擅长故事剪辑，才华横溢，在自己的采访领域披荆斩棘。但在另一些人眼里，我就是一个令人生厌的违规操盘手，占据着一块不该得到的、条件无比优越的领地，就像个恐龙。他们想把我打下去。这没什么，我能理解。要是我在他们的位置，估计也会这么想。

但是丹佛所有的报纸，对于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华盛顿的那些大报来说，都只是提供饲料的投食机。或许我早就应该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几年前，我居然推掉了一份来自《洛杉矶时报》的邀约。我虽然没有接受，但利用这份工作邀请，从格伦那儿占下了现在这块警政新闻专版。他以为《洛杉矶时报》提供的那个职位是警务专访这种大热门，但其实只是负责一个名为“山谷版”的关注郊区的版块。他提出，只要我留下，就为我开辟一个警政新闻报道的专版。有时候我会想，当时我欣然接受他开出的条件，也许就是个错误，也许去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会更好一些。

今天的早版厮杀中，我们报社干得还不错。我把报纸放到一边，拿起资料室的打印文件。劳丽·普莱恩在东部的几家报纸上找到了好几篇分析警察自杀原因的报道，还有几篇简短的国内若干起比较特殊的警察自杀事件报道。她很谨慎，没有打印《丹佛邮报》上报道我哥哥的那篇文章。

大部分篇幅较长的报道都将这类自杀视为警察这份工作所带来的相应风险。每一篇文章开头都是一起比较特殊的警察自杀事件，然后笔锋一转，拐到了心理医生和警察专家关于“是什么导致警察吞枪自杀”的讨论。这些报道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警察自杀与工作压力和生活中的痛苦经历有关。

这几篇文章很有价值，因为我的报道中需要的专家名字都被列在其中。其中还有几篇提到，联邦调查局资助的一项关于警察自杀的研究项目正在进行，该项目由华盛顿特区的执法基金会主持。我用荧光笔标记了这则消息，盘算着可以引用联邦调查局或者执法基金会的最新统计数据，让我的报道既新颖又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