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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我说，我感到自己已经踏入陷阱，动弹不得了。

“什么都没有。在特区的法院系统里，根本就没有凯斯·布鲁姆的记录，没有认罪协议，也没有审判结果。在您为富兰克林议员工作的那段时间里，特区的法院记录中丝毫就没有提到过一个叫凯斯·布鲁姆的人。我们知道这件案子的内容不是保密的，因为您告诉拜尔斯法官说布鲁姆先生当时已经不是未成年人了。于是，我的职员便进一步联系了特区的检察署，结果他们那儿也没有跟凯斯·布鲁姆相关的记录。”

“哦？”我装作困惑的样子。我的手方才一直放在桌子上，此刻把手拿开以后，我发现桌面上留下了一个汗湿的手印。

“所以我就联系您了。请问您是否有布鲁姆先生的电话或电子邮箱？”

“呃，没有。我们……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我记得我也跟拜尔斯法官这么说过。”

“我明白了。不过，您肯定能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吧。比如他上的是哪所大学？或者他现在工作的地方是哪所高中？或者您是否能说出他家人的名字，可以通过他的家人找到他？我可以向您保证，这些信息绝不会见诸媒体。我对于在电视新闻上露面是毫无兴趣的，我只是想确认布鲁姆先生的存在，并且考察一下他的经历是否跟您向拜尔斯法官所描述的一样。”

我拿着电话听筒，默默地坐在椅子上。我拼命想编出点儿故事来摆脱困境，但是却无能为力。不管我再捏造出什么样的谎言，一定会被轻易揭穿的，因为吉思会紧咬住这件事不放。而且，此刻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连一句临时搪塞的话都想不出来。

“您现在不说话，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凯斯·布鲁姆这个人，对吗？”吉思说。

我没有回答。如果我告诉他实情，那么我绝对没法再保住帕尔格拉夫这个案子了。今天之内，这个案子就会被重新委派给另一位法官来负责。也就是说，此刻我要在自己的工作和女儿之间二者择一，这根本就无须选择，答案只有一个。可是，我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论说什么，都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桑普森法官，依我看现在有两条路可走，”最后他说道，“一、您主动向我递交辞呈，也许此事可以悄悄地了结；二、我将启动对您的弹劾程序。”

“我……能给我几天时间考虑一下吗？下周一，下周一给您答复。”

“抱歉，法官阁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再让您负责阿波提根案了。我需要考虑联邦司法体系的公众威信。我建议您选择第一条路，如果您愿意主动辞职，那么您必须要在阿波提根案的听证会之前递交辞呈。”

“我做不到。”

“好吧。您要知道，我会联系拜尔斯法官，并且将今天的谈话内容告诉他。我会要求他立即召集巡回上诉法院的司法委员会成员。当然，接下来怎么做，就由他来决定了。但我会建议他在职权范围之内尽一切可能停止你手头所有案件的审理。”

我的请求变得卑微而急迫：“求求您，别这样。”

“您说什么？”

“我说，求求您，别对我这样。求您别让拜尔斯法官撤走我的案子。”

“我觉得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解释，但是我必须继续审理案子，议员阁下。对我来说，这……这事关重大。”我的声音在颤抖。

我知道这番话在吉思听来跟我自己听来是一样的：可怜。

但显然不值得被怜悯。

“抱歉，法官阁下，”他最后说道，“我别无选择。”

我挂断了电话，再说下去已经没有用了，而且这个时候不论我说什么，都对自己不利。

不用想也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尼尔·吉思会告诉杰布·拜尔斯我说了谎，不，实际上是我愚弄了他。拜尔斯法官在震怒之下一定会迅速采取行动。

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司法委员会由同等人数的各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的法官组成。因此，需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召集全体成员举行一场电话会议。可是，拜尔斯仍能轻而易举地在周四结束以前办完此事。

我已经被逼到绝境了。如果我依然保持沉默，那么这件案子一定会被撤走，一切就都完了。可是，如果我对拜尔斯或吉思讲出实情，那么爱玛的命运就完全交到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手上了。且不说他们不知该从何找起，就算能很快理清头绪，他们也根本没法赶在绑匪得知我被撤换之前及时救出爱玛，除非有奇迹发生。

绝望。真正的绝望。

我不想干了。不想再做一个下达判决的法官了，不想再做一个患上癌症的妻子的丈夫了，不想再做一个女儿被绑架的可怜父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