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虽然布雷克已经着手实施他的幕后魔法，但在周三午后至周四的这段时间里，每当电话响起，我还是紧张得要死。

这在无形中给我平添了许多焦虑和不安，因为电话总是在响。全世界都聚焦于即将到来的马克曼听证会，却毫不在意我的个人处境。《华尔街日报》在周四的报纸上发布了一篇报道，称这次听证会“将决定制药行业未来十年的发展以及阿波提根制药公司未来百年的命运”。报上还谈及了这次听证会的“复杂性”，说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卷入了一场司法争议，本案的审理过程因而蒙上了一层异样的阴影”。

史蒂夫·波利蒂在“理性投机”上发表了一篇报道，吹嘘他那个了不起的“知情线人”。据这个线人说，我是站在原告方一边的。看来，这个所谓的线人虽然知道我的手机号码，但是却只能靠想象来获取其他信息了。

“最新资讯！”表明阿波提根股票的价格又下跌了两美元七十四美分。自阿波提根的股票创下52周中的价格新高以后，股票价格已经下跌了超过三十美元，达到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

同时，我手下的职员以及楼里的其他人似乎都在准备迎接一场朝着沃尔特·E·霍夫曼法院大楼席卷而来的风暴。法院职员们布置了一间第二法庭，在主法庭坐不下的旁听者可以到这里来看闭路电视的直播。法院的警务人员还特地花了半个小时跟我们一起回顾了一下人群管制条例。

有人提议将听证会的地点改到楼下最大的一间法庭去，不过我立马就否决了这个想法。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都希望能尽量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进行。我不仅对地点很坚持，而且也坚决要求听证会在一天之内结束，绝不能多。现在，速战速决对我而言才是最重要的。

希曼斯似乎对一切安排都没有意见，但被告方的辩护律师团队却明显非常不满。除了克拉伦斯·沃思以外，被告方还有来自包括“莱斯利、詹宁斯与罗利”事务所在内的四家事务所的十三位律师，他们觉得自己有必要证明客户的钱没白花。在法庭上，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展示，既展示给我看，同时最重要的也是展示给他们的委托人看。结果，我们只得跟这群逐渐失去耐心的律师讨价还价，力求将时间控制在一日之内。

通常负责处理这类事务的人是杰里米，但这次他一个字都没说。他只是整日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让其他职员感到非常困惑、不满。不过出于礼貌，他们并没有发生争执。结果是大家只能不停地到我这儿来请示各种细节问题。

听证会的前两天就这样忙碌而紧张地过去了。我凭着一股突然爆发的心气儿将这两天撑了下来：我知道，如果我能想办法让这列乱糟糟的火车如约前行，同时布雷克也能阻止它脱轨的话，那么它就能带着我奔向爱玛，离她近一些、再近一些。

我能准确地说出这股心气儿是何时用尽的。那是在周四的晚上。我正在给萨姆读床头故事，说是要哄他睡觉，结果我自己先睡着了。

大概过了两个小时，一声响彻天际的惊雷突然吵醒了我。一场早秋的雷雨猛烈地席卷了弗吉尼亚州中部半岛。当我醒来时，我正躺在萨姆的床上。屋里的灯还开着，我的嘴角积了一摊口水。

萨姆显然觉得爸爸在他的床上倒头大睡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他蜷缩身子背靠着墙，已经睡着了。为了不吵醒他，我轻手轻脚地下了床，然后低头看向他。

看着自己的孩子睡觉真的是为人父母的最大快乐之一。当我看着他宁静入眠时，我也变得沉静了许多。

他穿着自己最爱的美国队长睡衣。他两岁半时就有了这套睡衣，如今睡衣已经太小了，都快要被他撑破了。他的两条胳膊向外张成了八字，他的嘴半张着。看着他的脸，我想起了他婴儿时的模样。是啊，他现在已经长大了许多，棱角也变得分明了一点儿，样貌也成熟了一些。我几乎能够想象出他将来长成大人的样子。但是，当初那襁褓中的小模样却依稀还在。

孩子们最后会完全褪去婴儿的模样吗？又或许，无论孩子多大，父母依然能够看出他刚出生时的可爱面庞？

我想起那时候，我们刚把双胞胎从医院接回家，我和艾莉森总是趴在婴儿床边，看着他们呼吸。大部分时候，我们这么做，是出于一种刚刚为人父母的患得患失，总想确认一下孩子还好好的。不过，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想感受一下这份难以言喻的奇迹，这是我们亲自创造的。

想想他的成长过程，实在妙不可言。从我第一次听到他跟他妹妹的心跳和鸣，到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长到八个月大，再想想他现在竟然能做这么多复杂的事情，甚至念旧到非得穿着小到不行的睡衣，我简直觉得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