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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这几张海报纸在外面贴了一个小时，估计这个时间应该足以将信息传达到位了。然后，我就把它们都撤了下来。我可不想等警察来了看到之后再问东问西的。

大约又过了一个钟头，下午四点半，我听到车道上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来的是两辆车：有一辆是警车，开车的人是一个身材健壮的警官，长了一张娃娃脸，看起来绝对不超过二十三岁；另一辆是普通的福特金牛[1]，由一个光头的黑大个儿驾驶，我估计这一位应该就是加利警长了。

当他们下车时，我走下门阶迎了上去。我并不是想对他们示好，而是想让他们尽快离开。

“您有搜查令吗？”加利刚从车上下来，我便问道。

他又钻回车里，从前座上抓起一个信封，递给了我。

搜查令必须详细写明搜查目的和搜查范围。否则，狡猾的辩护律师就会伶牙俐齿地向法官提出抗议，指出搜查发现的证据是不可用于庭审的。保护公民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2]只有寥寥几十字，一张纸巾就能印得下。可是，由此产生的判例都能装满一艘航空母舰了。

这份搜查令写得很详尽。上面说，持有此搜查令的警察有权搜查在我名下的“主要住宅以及其他房屋、居所或建筑物，无论是临时性还是永久性的、独立还是非独立的，均包括在内”。而且，令状中写的搜查范围并未以地址的形式标明，而是更加精确地用街区和纳税批号来表示。

然而，真正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搜查目的。

“绑架的证据？”我说，“你们认为我绑架了别人？”

“法官阁下，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您就行个方便吧。”加利疲惫地说。

“请。”我说，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我带他们走上门阶，然后帮他们打开了房子的大门。加利先进去了，那个壮实的小伙子紧随其后。

我在后面跟着他们，加利粗略地扫了一眼一楼，接着下到了地下室，在底下待了一分多钟。然后，他上到二楼，简单地看了看每个房间。

“有阁楼吗？”他问。

我把他带到通往阁楼的地方，用绳子拉下小梯子。

我说：“从这儿上去。”

他爬到一半，便能探头看到阁楼了。他看了一眼便下来了。

“好，我看完了，”他说，“对不起，打扰您了，法官阁下。”

我觉得更加困惑了：“您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吗？”

“您认不认识一个年轻人，名叫大卫·蒙哥马利？大卫·J·蒙哥马利？”

“不认识。”我说。

“如果您见过他的话，肯定有印象。他的胳膊上有一个他自己特别引以为自豪的文身，图案是一个光着上身的美人鱼。”

我拼命装出一脸茫然。这个大卫·蒙哥马利就是博比·罗了，那孩子显然是跟我说了个假名。

“我从来没听说过大卫·J. 蒙哥马利这个名字。”我说的是实话。

“是啊，我估计也是。”加利说，“大卫是我们警局的常客了。现在有一大堆对他不利的指控，他迫切希望能寻个方法给自己脱罪。据我所知，这周早些时候，他去找了自己的缓刑监督官，讲了个天方夜谭，说住在这儿的两个人把某人给绑架了。他以为能借此戴罪立功，让缓刑监督官放自己一马。至于这乱七八糟的情报是怎么来的，我看怕是他吸毒吸多了产生的幻觉。”

我想起来当时杰森一时说漏了嘴，结果博比·罗一直嚷嚷着说我们都是绑架犯。

“毒品是社会的祸端。”我说，努力表现得像一个公正的法官。

“那个缓刑监督官只得上报给我们。虽然大卫·蒙哥马利这番异想天开的话几乎不可能是真的，但我们还是得按规矩展开调查。唉，其实谁都不信……正如我说的，职责所在，没有办法。打扰您了，法官阁下，真的非常抱歉。”

“没关系。”我说，其实有关系。

我一面领他们出去，一面满心希望并祈祷着，但愿绑匪不要看到刚才发生的一切。

目送他们远去，我忽然记起了萨姆小时候的一桩事。那时，他的一岁生日才刚刚过去几个月，他一天到晚都精力充沛、四处乱窜，丝毫不在意周围潜藏的危险。要想时刻盯着他，就已经够累人的了，更别提还要同时看住他和他妹妹两个淘气包了。

他们两个跑到了我们位于北弗吉尼亚州房子的卧室里。当时，我可能也不够留神。他们一直在卧室门附近愉快地玩闹着，突然爱玛把门关上了，夹住了萨姆的手。萨姆在惊慌中一把抽出手，结果食指的指甲被夹掉了。

潜意识里，我知道自己应该当一个沉着冷静的父亲，在关键时刻扮演稳重可靠的角色，上前劝慰和安抚孩子。毫无疑问，如果是我的手受伤了，那我最多也就是抱怨两句，然后就包扎一下，该干吗干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