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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前后，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卧室，挣扎着强迫自己入眠。结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而大脑中挂念孩子的区域则进入了超负荷运转的状态。

我想起了萨姆。勇敢、可爱的萨姆。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和艾莉森一直尽量避免让他们产生性别刻板印象[1]。不过，萨姆还是成了一个百分之百典型的男孩子。他每天都得把旺盛的活力消耗掉才行。要是没消耗完怎么办？那家里的家具、墙壁和路上的行人可就惨喽！有时，到了傍晚，我们被他折腾得实在不行了，就会派他出去围着房子跑上几圈再回来。

我又想起了爱玛。甜美、体贴的爱玛。她也很有活力，但她的表达方式不是肢体上的，而是情感上的。她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孩子。当我和艾莉森在大声交谈时，就算我们不是在争吵，只是激烈地讨论，她也会让我们别吵架了。在极少数情况下，她做错了事，我必须要教育她。但我已经学会了温柔地做这件事，在指出她的错误前，先向她保证我会永远爱她。否则，一个严厉的目光就会让她号啕大哭，那就沟通无望了。

接着，我开始考虑艾莉森问过的问题——他们在哪儿？在做什么？我在脑海中虚构出一个情景，想象着他们都安然无恙。

在这番充满希望的设想中，绑匪编造了某种谎言，让孩子们相信这一切只是个游戏，因此他们不会完全理解真实情况。绑匪给他们吃的东西里没有花生酱或其他坚果类食物（爱玛对这些东西过敏）。他们吃的是六岁孩子最爱的三大食品——比萨、意大利面和炸鸡块，而且绑匪还允许他们边看电视边吃。

是的，孩子们会发现情况有些奇怪，不过他们基本上还是没问题的。毕竟，萨姆有爱玛陪着，爱玛有萨姆陪着。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双胞胎只要能彼此陪伴，那一切就都好了。

可这是最好的设想。至于最坏的设想，我一直拼命想抛诸脑后。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凌晨两点钟，艾莉森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掀起被子的一角，轻轻地上了床。我们就这么安静地并排躺着，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无法自拔。

整栋房子都黑漆漆、静悄悄的，耳中听到的细微声响跟往常一样，但是没有了孩子们，一切听上去却又截然不同。我和艾莉森之所以决定在此安顿，买下了这栋房子，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孩子们。我们知道，他们会喜欢这儿的，这里有清澈的河流、雪白的沙滩，还有斜斜的河岸。到了炎炎夏日，周围的大片树林就会投下清凉的树荫。这里以前是一处悠闲的大农场，如今更有无数回忆等待我们去创造和珍藏。艾莉森常说，她想让孩子们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童年，不想让他们的童年时光跟大部分中上层家庭的孩子一样无趣。

但是，要说买下这栋房子的最终原因，还是由于“那起事件”。以前我是一个乐天派，相信人类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但在“那起事件”发生之后，我见识到了人类的邪恶，于是便想尽量让我的孩子们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觉得，这数英亩的大片树林就像一道天然壁垒，而家门前那条作为车道的土路也又窄又长，足以把我们与外界的险恶分隔开来。

现在我才明白，这些都是我的错觉罢了。所谓安全，只不过是我们的误解，是我们在自欺欺人，不愿面对人类社会的恶劣处境：社会契约是沙上画，而非石上字，无论任何人，只要吸足气用力一吹，一切便了无痕迹。

长夜漫漫，我躺在床上，脑海中来回地想着这些事情。我努力尝试让梦境朝着美好的方向靠拢。我安慰自己，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的，会没事的。

渐渐地，我感到身体越来越沉，陷入了床垫之中。身旁，艾莉森的呼吸声也变得更加平稳均匀。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迷迷糊糊地睡上几分钟了。

这时，门铃突然响了。

听到铃声大作，我一跃而起，立马下了床。艾莉森也从床上坐了起来，我能看清她的眼白在黑暗中显得狂乱不安。时钟指向3:17。

我不假思索地朝卧室门口快步走去。

“等等，你要去哪儿？”艾莉森焦急地低声问道。

“什么叫去哪儿？当然是去开门了！万一是孩子们呢？”

“孩子们？难道他们自己走回家然后按门铃？”

“那也说不定是警长把孩子们送回来了呢。”

我不欲与她争辩，脚步不停地来到了卧室门口，伸手去抓门把手“等等，”她说，此刻她已经跳下了床，扑过来攥住了我的手腕，“难道警长不会先打电话通知我们吗？万一是绑匪怎么办？万一他们有枪怎么办？”

“你待在这儿。”说着，我把她的手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