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工程师的大拇指案

在1889年的夏天，我结婚了，而且开始开业做医生。当然，我从贝克街的寓所搬了出来，把福尔摩斯一个人丢在那里。不过我经常回去看他，也经常邀请他来我家里做客。

我的新住处离帕丁顿车站不远，有几个我治疗好的铁路员工大肆帮我宣扬，招揽来许多顾客，几乎所有的铁路员工都到我这里看病。

一天早晨，刚刚七点左右，我就被女用人吵醒了。她惊叫说：“先生，从帕丁顿来了一个病人，警察先生也在诊室里等着呢。”

我听到她的声音发颤，知道病人情况不好，立刻起床，匆匆来到诊室。我刚一出来，我的一个老朋友，铁路警察，就把我拉到一旁，低声说：“伙计，问题很严重啊。”

“怎么了？”我赶紧问。

“这个病人很奇怪，所以我才亲自把他送来，你尽量帮他治疗吧。”说完，他就匆匆回去值班了。

我走进诊室，看到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坐在那里，一只手上裹着一块手帕，鲜血已经渗了出来。他脸色苍白，看上去非常痛苦。不过，他还是克制着，彬彬有礼地跟我打招呼：“您好，大夫，不好意思，这么早就打扰您。”

“没关系的，我来看看您的伤好吗？”我说。

“我遇到严重的事故，乘火车到达这里，打听到哪里可以找到医生。那位先生把我带到了这里。”

“是的，他是我的老顾客，老朋友。”我说，“我看你很疲惫，晚上坐那么久的车，一定很累、很单调吧。”

“喔。对我来说这一夜一点也不单调，简直是惊心动魄啊。”说着，他尖笑起来，我赶紧倒了一些水给他，可这根本没用。他在用这种方式发泄，那是一种经历过巨大危难后的歇斯底里。

于是，我不再阻止他，在一旁静静地等待着。终于，他不笑了，气喘吁吁地说：“喔，对不起，大夫，我可真是出了洋相了。”

“没关系的。”我把掺了白兰地的水给他喝，他毫无血色的脸颊终于红润起来，“我感觉好多了，大夫，请给我瞧瞧我的大拇指吧。”

天哪，那情景真是太可怕了。只见四根突出的手指和一片鲜红可怕的海绵状断面裹在手帕里，那根大拇指似乎被连根剁掉或硬拽下来了。

“真可怕。”我一边帮他处理伤口，一边说。

“是的，我流了不少血，还昏迷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醒来后，我看到它还在流血，就把手帕的一端紧紧缠在手腕上，并用一根小树枝把它绷紧。”

“您做得好极了。”我称赞说，“简直像一名外科医生做的。”

“我是一名水利工程师。我是按我的专业知识范围去解决的。”

我趁机看了看桌子上的名片。“维克托·哈瑟利先生，水利工程师，维多利亚街16号甲（四楼）”。

“这是一种非常沉重、锋利的器具砍的。”

“是的，非常残忍。”

“是意外吗？”

“不，是有人蓄意做的。”

“啊，这太可怕了。”

我帮他把伤口处理好，这个过程自然非常疼痛，但是，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咬着牙，用自己的意志尽力克制着自己。

“你好点了吗？”

“好多了，不过，我很想向别人聊聊我的遭遇。不知道警察会不会相信我，帮我主持正义，因为我能提供的线索非常有限。”

“哦，如果您想解决问题，我要大力推荐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他一定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

“噢，我听说过他。”年轻人说，“如果他能帮我处理这件案子，那可再好不过了。您能帮我引荐一下吗？”

“当然，”我说，“我会陪你一起去的。”

“太感谢您了。”

“没什么，我很乐意这么做。”

五分钟后，我就交代好家中的一切，带着哈瑟利向贝克街而去。我想我们应该能赶上和福尔摩斯一起吃早饭呢。果然，福尔摩斯正在读《泰晤士报》，抽早餐前的烟斗。

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吩咐人拿来早餐和我们一起享用。我们饱餐了一顿后，福尔摩斯立刻让哈瑟利躺在沙发上，还给他在脑后放了一个枕头，尽量让他能舒服一点。

“您觉得好点吗？朋友。”福尔摩斯问。

“好多了，谢谢您，福尔摩斯先生。”哈瑟利感激地说，“我现在就给你们讲讲我奇怪的经历吧。”

维克托·哈瑟利是个孤儿，孤身一个人住在伦敦。他是一名水利工程师，曾在格林尼治的一家著名的文纳和马西森公司做了七年学徒。两年前，他自己开业，在维多利亚大街租了几间办公室。

没想到，他的生意非常惨淡，两年中，只受理过三次咨询和一件小活儿。每天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他都在办公室里期待着，直到最后心灰意冷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