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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下翻动着那双深色眼珠，随后一根一根扫视起指甲，又把手指举到灯下，仔细端详起来，就像好莱坞大片教人们做的那样。他抽着烟开口了：

“瘪了俩轮胎，啊？棘手。还以为他们把图钉扫干净了呢。”

“我在弯道有点打滑。”

“你说你是外地人？”

“旅行正好经过。在去洛杉矶的路上。还有多远？”

“四十英里。这种天，显得路更长了。打哪儿来，外地人？”

“圣罗莎。”

“过来很远，啊？是塔霍湖和朗派恩那边吗？”

“不是塔霍湖。里诺和卡尔森市那一带。”

“还是很远啊。”他嘴角一弯，笑容一闪而过。

“路远也犯法吗？”我问他。

“啥？不，当然不犯法。你大概觉得我们喜欢问长问短。就是让那边的抢劫案给闹的。拿上千斤顶，把他的瘪轮胎拆过来，阿尔特。”

“我忙着呢，”那瘦子大吼，“我有活要干。还得给车喷漆啊。你也应该看到了，还下着雨呢。”

棕色衣服的男人和气地说：“天太潮湿了，喷不好的，阿尔特。动身吧。”

我说：“是右侧的前胎和后胎。你要是忙，其中一个换备胎就行了。”

“拿上两个千斤顶，阿尔特。”棕色衣服的男人道。

“哎，我说——”阿尔特咆哮起来。

棕色衣服的男人眼珠子一动，温和平静地注视着他，随后近乎羞涩地垂下了眼睛。他没说话。阿尔特像受到了一阵劲风吹拂一般，剧烈摇晃起来。他大步走到屋角，在工作服的外面套上一件橡胶雨衣，戴上雨帽。他抓起一把套筒扳手和一个小千斤顶，又推着一台千斤顶朝门口走去。

他悄然走了出去，门都没关好。大雨倾泻进来。棕色衣服的男人信步走过去关上门，又信步走回工作台前，落座的位置跟起身前完全一样。此时我本可以拿下他。只剩下我俩。他不知道我是谁。他满不在乎地瞥了我一眼，把香烟头扔在水泥地上，看也不看就踩了下去。

“我想你应该喝一杯，”他说，“把身体里面也弄湿，就扯平啦。”他从身后的工作台里拿出一瓶酒，搁在台子边缘，又在酒瓶旁边放了两个玻璃杯。他给两个杯子分别倒上一点烈酒，把一杯递过来。

我像个傀儡般走过去，接下酒杯。我的脸上还能真切感受到雨水的冰凉。修车厂里的空气本就闷热，加上滚烫涂料的味道，益发令人昏昏沉沉。

“那个阿尔特，”棕色衣服的男人说，“跟所有机修工一样。老是在忙上个礼拜就该做完的活儿。开车去办事？”

我细心嗅了嗅那杯酒。味道是对的。看他先喝了一点我才动杯子。我翻卷着舌头辨别滋味。酒里没有氰化物。我喝完了那一小杯酒，把杯子放到他旁边，走了开去。

“不完全是。”我说。我走到那辆挡泥板上放着一把大型金属漆枪、漆才上了一半的轿车前。雨点重重拍打着平坦的屋顶。阿尔特冒雨一边走，一边咒骂。

棕色衣服的男人看了一眼大轿车。“其实面板上喷一下就行了，”他漫不经心道，喝过酒，他那嗡嗡的嗓音显得更加温柔，“但车主有钱，他的司机想赚一笔。这种行当你懂的。”

我说：“比这种行当还古老的我只见过一种。”我感到嘴唇很干。我不想说话。我点了一根烟。我希望轮胎快点修好。一分钟一分钟紧张地挨过去。棕色衣服的男人和我，这两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抬眼望着对方；我俩之间，是那被害身亡的小个子哈利·琼斯。只是棕色衣服的男人还不知道这一点。

屋外传来吱嘎吱嘎的脚步声，门被推开了。灯光打亮了连绵不断的雨滴，将它们映照成了银色的千丝万缕。阿尔特闷闷不乐地把两个沾满泥浆的瘪胎滚进屋，踹上门，放手让一个轮胎翻倒在地。他凶恶地看着我。

“你可真会给千斤顶选地方。”他吼道。

棕色衣服的男人笑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卷叠在一起的镍币，在手掌心里轻轻抛着。

“别怨气那么大，”他冷冷道，“补胎吧。”

“我这不是在补吗？”

“行了，别补个胎还啰里八嗦一大堆。”

“唷！”阿尔特脱掉橡胶雨衣，摘掉雨帽，扔向一旁。他把一只轮胎举到支架上，恶狠狠地卸掉辋圈。他拆下内胎，迅速补好。他还是闷闷不乐的，大步走到我身旁的墙前，抓起一根软管给内胎充入足量空气，看胎形恢复了，他扯开管子，任由管嘴甩在粉刷过的墙壁上。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卷镍币在卡尼诺的手里上下起舞。浑身紧绷的紧张时刻已经过去，我放松了警惕。我转过头，看着身旁那个瘦削的机修工抬起鼓胀的内胎，撑开双臂，一只手握着一边。他烦躁地端详着内胎，瞥了一眼屋角那个镀锌大桶里的脏水，咕哝了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