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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根本没有人跳舞，那支人人系着黄腰带的小型墨西哥管弦乐队却一遍又一遍地弹奏着一曲低沉、做作的伦巴，直到十点钟光景，才终于歇手。领头的乐手搓着指尖，像是在缓解疼痛，随后差不多是相同的动作，往嘴里塞进一根烟。另外四个人同时同步俯身从各自的椅子下面拿起杯子，一边抿着杯中物，一边咂嘴瞟眼睛。看他们的样子，喝的是龙舌兰。也可能是矿泉水。他们的装腔作势纯是白费功夫，就跟之前的音乐一样。根本没人在看他们。

这房间从前是舞厅，艾迪·马尔斯对它的改造止于一家赌场的必要设施。没有明亮的铬灯，没有从角顶檐板里透出的闪光，没有石英玻璃彩画，也没有风格狂野的皮椅或者锃亮的金属管道，看不到任何好莱坞夜生活场所的那种伪现代主义的滑稽场景。光来自笨重的水晶枝形吊灯，玫瑰红的墙板依然不改其玫瑰红，不过有点年久褪色、蒙尘变黑罢了，而多年前同这颜色搭配的镶木细工地板，也只有那支管弦乐队前方的一小块地方露了出来，被磨得如玻璃般光滑。其余部分都铺着厚实的老玫红色地毯，当初肯定所费不赀。地板用了好几种硬木材，从缅甸柚木到深浅不一的橡木和看着颇像红木的料子，随后颜色渐渐变淡，用了加州山区产的质地坚硬的浅色野丁香树，每一块都摆放得很巧妙，精确得像是用经纬仪测的。

这仍旧是一间漂亮的房间，如今，轮盘赌代替了昔日从容、老派的舞步。靠近另一头的墙的地方，摆着三张赌桌。一条低矮的铜栏杆把桌子连在一起，正好也成了账台管理员身前的护栏。三张赌桌都开着，但人们都围着中间那张。能看到维维安·里根黑魆魆的脑袋凑得很近——我正靠在房间另一边的吧台上，把一小杯巴卡第[1]在红木台面上转来转去。

酒保靠到我旁边，看着那群衣冠楚楚的人拥在中间那张桌子前。“今晚她手气真好，赢钱十拿九稳，”他说，“那个黑头发的高女人。”

“她是谁？”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不过她来得挺勤快。”

“你不知道她叫什么才怪呢。”

“我只是在这儿打工，先生，”他不带一丝恨意地说，“她也是一个人。跟她一起来的男人醉倒了。他们把他带去了外面的车里。”

“我要带她回家。”我说。

“肯定要带啊。得，总之祝你好运吧。要不要我加点水，缓和一下巴卡第的劲道？还是保持原样就好？”

“保持原样，要的就是这力道。”我说。

“哟呵，要是我的话，索性喝咳嗽药水算了。”

这时人群分开了，两个身穿夜礼服的男子推开一条路走了出来，我在缺口里看到了她的脖子和裸露的肩膀。她穿了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暗绿色天鹅绒套裙。在这样的场合里显得过于讲究了。人群又闭合了，遮住了她，看得见的只剩下那颗黑色脑袋。那两个男的穿过房间，往吧台上一靠，点了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其中一人脸色泛红，很激动。他正用一块黑色镶边的手帕擦脸。他裤腿两侧的双排缎子贴边宽得都能在上面开车了。

“好家伙，从没见过接二连三这样的，”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全部押红色，八胜两平。这就是轮盘赌，好家伙啊，这就是轮盘赌。”

“我看得心痒痒，”另一个说，“她押一把就是一千块。她输不了。”他俩把嘴巴伸进杯子里，飞快喝完，回去了。

“那俩小矮个说得有道理啊，”酒保慢吞吞说道，“一千块一把，嘿。我有次在哈瓦那看到一个长着马脸的老头——”

中间那张桌子突然沸反盈天，一个带着外国口音的清晰声音压过了喧闹：“请你耐心等一会儿，夫人。这桌子没法让你下注了。马尔斯先生马上就来。”

我放下酒，踩着地毯走过去。那支小型管弦乐队演奏起探戈来，声音很大。没人跳舞，也没人打算跳。我从零星几个人身边经过，他们穿着餐服、整套的夜礼服、运动衣和商务装，走到左边那张赌桌跟前。那桌子已经停了。赌桌背后站着两个管理员，正脑袋凑在一起，眼睛看向一边。其中一个把手里的耙子在空荡荡的下注格上漫无目的地前后挪着。他俩都盯着维维安·里根。

她的睫毛微抖了一下，她的脸白得反常。她站在中间那张桌子前，不偏不倚对着赌盘。她的面前有凌乱的一堆钞票和筹码。看起来是一大笔钱。她慢条斯理地回着管理员的话，冷酷、傲慢，带着怒气。

“我倒想知道，这玩意儿是哪门子的便宜货。别傻站着，把轮盘转起来，瘦高个儿。我还想来一局，桌上的钱全押上。拿别人钱的时候我看你手脚挺利索啊，怎么等到要让我赢钱了就开始哼哼唧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