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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六月七日

维也纳．鲁道夫二世医院

海伦娜·朗推着手推车，快步走向四号病房。窗户开着，她吸了口气，让胸口充满刚割过的草地散发的清新气息。今天闻不到死亡和毁灭的气味。距离维也纳首次遭到轰炸已过一年。最近几星期，只要天气放晴，维也纳每天晚上都会遭受轰炸。鲁道夫二世医院虽然距离市中心有好几公里远，又坐落在绿意盎然的森林里，远离轰炸，但火烧城市的烟臭味仍会飘来，扼杀了夏日的气息。

海伦娜身子一晃，走过转角，对布洛海德医生微微一笑。布洛海德似乎想停下脚步说些什么，但仍快步离去。他有一双直勾勾的眼睛，总是透过眼镜盯着人看。每次面对布洛海德医生，海伦娜总有说不出的紧张和不舒服。有时她觉得在转角碰见布洛海德并非偶然。若是给母亲看见她躲闪避开布洛海德的神态，肯定会呼吸困难。布洛海德相当年轻，前途一片光明，最重要的是他出身于维也纳的名门望族。然而海伦娜既不喜欢布洛海德，也不喜欢他的家族，更不喜欢母亲把她视为重返上流社会的垫脚石。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母亲全都归咎于战争。都怪海伦娜的父亲亨利·朗突然失去了犹太借款人，使得他无法如约偿还债务。这次财务危机让亨利突发奇想，请那些犹太银行家，将各自被奥地利政府没收充公的债券转移到自己名下。如今亨利锒铛入狱，罪名是串通犹太人密谋不轨。

海伦娜和母亲不同，她想念父亲胜过想念家庭曾享有的社会地位。比如说，她不想念那些宴会、青少年、肤浅的对话，以及母亲想将她嫁给某个纨绔子弟的愿望。

她看了看表，快步急走。高耸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盏球形吊灯，一只从敞开的窗户飞进来的小鸟悠闲地站在吊灯上引吭高歌。有时，海伦娜无法相信外面的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也许是因为这片森林——这一排排浓密的云杉隔绝了所有他们不想看见的事。但只要踏进病房，立刻就会知道和平只是幻象。受伤的士兵通过残缺的身体和受创的心灵，把战争一起带回家乡。她必须聆听许多伤兵诉说自己的故事，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以她坚强的意志和信念，可以帮自己走出苦难。伤兵讲述的噩梦绝大多数都大同小异，诸如人活在地球上必须承受极大的痛苦，仅仅是想要活下去就必须使出各种堕落的手段，只有死者才能毫发无损地脱离苦难。于是海伦娜停止聆听。她在换绷带、测体温、提供药物和食物时，只是假装聆听。伤兵睡着时，她尽量不看他们，因为即使睡着了，那些面容仍在不断地诉说。她可以在苍白、孩子气的脸上看见苦难，可以在坚硬、封闭的脸上看见残暴的行为，可以在刚得知一只脚必须被切除的男子那扭曲痛苦的脸上，看见自杀的念头。

不过今天她踏入病房，脚步轻快。也许是因为夏天到了，也许是因为有个医生刚告诉她说“今天早上你好美”，也许是因为四号病房那个挪威伤兵将用怪腔怪调的德语问候她“早安”。然后他会吃早餐，目光在她身上流连，看着她走过一个又一个床位，照顾其他伤员，跟他们说些打气的话。她每照顾五六个伤员，就会瞧他一眼，如果他对她微笑，她会立刻报以微笑，然后继续工作，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什么事也没发生，却什么事都发生了。就是这些短短的片段，让她能熬过每一天，也让她能笑一笑——当她听见门边病床上严重灼伤的哈德勒上尉开玩笑地问，自己的生殖器是不是很快就会从东部战线被送回来时，能笑一笑。

她推开四号病房的房门。阳光洒入病房，一切都白得耀眼，墙壁、天花板、床单全都亮晃晃的。踏进天堂一定就是这种感觉，她心想。

“早安，海伦娜。”

她对他微笑。他坐在床边一把椅子上，正在看书。

“你睡得好吗，乌利亚？”她愉快地问道。

“睡得像熊。”他说。

“熊？”

“对啊。德文里……怎么说熊睡了一整个冬天？”

“啊，冬眠。”

“对，冬眠。”

两人都笑了。海伦娜知道其他伤员正瞧着他们，她不能在他这里待得太久。

“你的头呢？每天都好一点吗？”

“对，越来越好了。有一天我一定会变得跟以前一样英俊，你等着瞧吧。”

她记得他被送进来的那一天。他额头上有那样一个洞还能活下来，简直违反了所有的自然规律。她手中的水壶碰到茶杯，差点将茶杯碰倒。

“哇！”他笑着说，“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跳舞跳到凌晨？”

她抬起头。他对她眨了眨眼。

“嗯。”她说，忽然感到一阵狼狈，因为自己竟然在这么一件愚蠢的小事上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