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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戈因局长不准大家在饭桌上提起克雷的事情，但是他这么做就像阻止涨潮那样无济于事。在桌上的鱼吃完之前，大家都在讨论帝斯德尔的事情，局长也参与其中。但唯独艾瑞卡没有吭声，她穿着学校晚宴的白色长裙，端庄地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安静地听着席间的谈话。她画了淡妆，看起来已经比白天的样子要成熟多了。

“我们根本没有追踪到他，”格兰特回答着梅尔的问题，“他从酒店离开的那一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哦，我们当然还收到了消息说有大概十几个人符合他的样子，但是都没用。从上个星期一直到现在，案情根本没有变化。前三个晚上，他大概在露宿。但是你也清楚昨天是什么天气，是大暴雨啊，连动物们都没办法待在户外。他如果还活着的话，必须在什么地方找个容身遮蔽的地方。但暴风雨又不只在我们这里，一直到泰恩河都发了洪水。可又一整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他的线索。”

“会不会是从海上逃走了？”

“不太可能。说来也奇怪，一千个罪犯里，没有一个会选择海路出逃。”

“多符合我们岛国民族的性格啊！”梅尔笑起来，“海路是最后的无奈之举吧。探长，你明白，我不知道你是否察觉到了，但是通过你们刚刚半个小时的交谈，那个人的形象已经足够生动了。不过我觉得你还说清了一件事，可能是你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事。”

“什么事？”

“你其实很惊讶，因为你内心深处觉得他不是凶手。可能你还会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你不愿相信。”

“是的，我觉得你说得没错。乔治爵士，要是你了解一切的话，也会感到难过的，”格兰特扯了扯嘴角，“他的辩解还是有道理的，而且只说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我也告诉你了，我们从头到尾把他的证词核实了一遍，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插曲就在于偷车那件事！而且他的大衣也丢了——最为关键的大衣！”

“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偷窃这种事，并不像你说的这么不可思议吧。过去几个星期里，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逃避。逃避巨款耗尽之后的羞耻感，逃避人群（他觉得似乎应该重新衡量那些人的价值了），逃避必须重新谋生的处境（不过流浪对于这个社会关系还不错的男孩来说，和偷车这种行为一样无法容忍：于是逃避这件事再次出现在脑海中），后来就变成了逃避在乡间别墅里暧昧不清的关系。你知道，他必须向前看，对于一两天后就要告辞的事情，他会下意识觉得恐慌。因为自我憎恨与自我厌恶，使得他异常情绪化（其实从内心深处来说，他想逃避的是自己）。就在他感到情绪极度低落的时候（也就是清晨六点），他突然发现了可以切实帮助自己逃避一切的工具。寂寥荒凉的乡村中一辆无人问津的车子。他的时间很充足。但是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突然害怕极了。他立马把车子转向，全力加速开回了原处。可能他至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偷车。”

“听了你们这些专家的言论，偷窃可能很快就不算犯罪了吧。”局长的话里有一些嘲讽与无奈。

“爵士，推论不错，”格兰特对梅尔说，“你能不能把大衣这个复杂的线索也简单地说一说？”

“真相往往就是简单得可怕，你不这么想吗？”

“你是在说那个男人可能是清白的？”

“我确实这么想过。”

“为什么？”

“对于你的判断，我有个极好的看法。”

“我的判断？”

“是的。对于那个男人是凶手你感到很惊讶。这说明是间接证据蒙蔽了你对这个案件的第一印象。”

“实际上，我想象力丰富，但也同样逻辑缜密。这还算幸运，毕竟我是一名警察。证据可能是间接证据，可依旧清晰明了又令人信服。”

“你难道不觉得，太清晰了吗？”

“爱德华勋爵也这么说过。但是警察们可没人认为太清晰，乔治爵士。”

“可怜的钱普尼斯！”局长说，“这对于他太悲惨了。别人告诉我，他们二人非常恩爱。他也是个好人。我对他没有多少了解，可是小时候可是经常听说他的家族。他们家族的人也很好，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个悲剧。”

“星期四的时候，我同他乘船从多佛回家，”梅尔说，“我是从法国加莱过去的——刚刚在维也纳参加了一个医学会议——在多佛的时候他上了搭载船客的火车，还是平常的一副贵族气派。对于回家，他看起来很开心，还给我看了他从加莱里亚给妻子带的黄宝石。看起来好像他们每天都会通电报。坦白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比黄宝石更让我印象深刻，因为你也知道欧洲的电报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