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3/4页）

我问她有没有搭船航行过，她说有。然后崔西莉安夫人开始和我谈书，伊莎贝拉又陷入沉默。后来我发现她有个高超的技能，那就是保持安静。她可以静静坐着，既不抽烟也不跷脚，双腿不会摇来晃去，也不会玩手指或摸头发，她只是静静地且直挺挺地坐在那张高大的摇椅上，双手放在大腿上。那是一双修长的手。她像陶瓷马那样动也不动，只是它在桌上，而她在椅子上。我心想，他们有种共同的特质：装饰繁复、静止不动，属于一个过去的年代……

特雷莎说她没有在想事情时，我笑了，但后来我发现也许真是如此。动物并不思考，它们的脑子是放松的、被动的，除非遇到需要应变的紧急状况。思考（这个词在理论上的意义）真的是一种非常高度人为的过程，我们一边学习，一边也经历不少麻烦。我们担心昨天做的事，争辩今天要做的事，还有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存在完全独立于我们的思考之外，它们早已发生或是尚未到来，不管我们做什么都没有影响。

特雷莎对我们在圣卢生活的预测非常准确。我们几乎立刻全身投入政治里。浦诺斯楼的建筑大而分散，在收入因加税而日渐减少的情况下，埃米·特里格利斯姑婆关闭了其中一侧，并在旁边加了个独立厨房，它本来是要提供给从轰炸区撤离出来的人使用，但这些在隆冬时节从伦敦来避难的人受不了浦诺斯楼的可怕；圣卢镇有商店和度假小屋，他们是可以生活，但浦诺斯楼位于镇外一英里，“得沿着那弯曲得要命、满是烂泥的小巷弄走，而且还没有路灯，谁都可以从树篱后面跳到你身上。蔬菜也都沾满了园里的泥巴，太多绿色的东西了，还有牛奶，刚从牛身上挤出来，有时还热乎乎的，恶心死了，而且永远没有方便的浓缩奶！”对普林斯太太、哈迪太太和她们的小孩来说，真的无法忍受。她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偷偷离开，把孩子带回危机四伏的伦敦。她们人不错，离开时所有地方都擦得干干净净，还在桌上留了字条：

“女士，谢谢您的慷慨，我们知道您已经尽了全力，但住乡下实在太可怕了，小孩子还得踩着烂泥巴去上学。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您。我希望所有东西都收拾好了。”

分派寄宿的军官后来就不再尝试，他学聪明了。因此，特里格利斯姑婆自然而然就把空着的一侧租给了卡斯雷克上尉。他是保守党的代表，同时也是空袭执行长及地方自卫队的军官，可说非常忙碌。

罗伯特和特雷莎非常乐意让卡斯雷克一家续租。事实上，我怀疑他们根本没办法拒绝他。然而这样的结果就是，选前许多活动都在浦诺斯楼周遭以及圣卢大街上的保守党办事处举行。

果然不出所料，特雷莎被卷入这波漩涡之中。她开车、发传单，还推行初步的拉票活动。圣卢近年来的政治局势并不稳定，虽然它现在是时髦的滨海度假地，以前却是个渔村，而且周围都是农地，选民过去当然都是投给保守党的人；外围的农业地区则是保守党的天下。不过，圣卢的特色在过去十五年间有了改变，夏天时此地是观光胜地，很多旅社和艺术家小屋像出疹子般在山崖扩散，现在的主要人口多半是严肃、带有艺术气息与文化素养的人，在政治方面，就算不是大红色，也一定是粉红[5]。

一九四三年，乔治·波洛戴尔爵士在第二次中风后，以六十九岁的年纪退休，因此办了补选。让老居民非常恐慌的是，圣卢史上第一位工党的国会议员当选了。

“注意，”卡斯雷克上尉说，一边抬起脚尖前后摇晃，一边告诉特雷莎和我过去的历史，“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输得很冤枉。”

卡斯雷克是个瘦小、黝黑的男子，长得像匹马，有双锐利、几近狡猾的眼睛。他在一九一八年加入陆军勤务队，颇具政治天分，对这个领域也很了解。

你得知道，我自己在政治方面还是个新手，我从来没有真的搞懂过那些术语，对圣卢选举的描述很可能错得离谱。我的描述和事实之间的关系，就像罗伯特画里的树和那棵真正的树之间的关系一样。真正的树有树干、枝条、树叶、橡实或栗子，罗伯特的树则是由一片一片或一点一点厚厚的油彩，依特定形式画在画布上，而且颜色出人意料地疯狂，两者一点也不像。对我来说，罗伯特的树根本不像是树，它们看起来像是一盘盘菠菜，或是外露的天然气管线。但那是罗伯特对树的理解。我对圣卢选举的描述是我对这场政治选战的印象，与一个政治人物的观察也许相距甚远，我极可能把一些术语和程序搞错了，但对我而言，政治不过是个不重要又模糊的背景，衬托出一个真人大小的影像：约翰·加布里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