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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时期，我遇见过一个名叫让·比尤贝尔的医生。我当时以为自己肺部有阴影。我请他给我开一份证明好免服兵役。他约我在阿莱雷广场他上班的诊所见面，他给我拍了片：我肺部什么都没有，我希望退伍，尽管当时并没有战争。只是，一想到要过军营生活就让我感到难以忍受，那肯定就跟我从十一岁到十七岁在寄宿学校里一样度日如年。

我不知道让·比尤贝尔医生后来怎么样了。几十年后，我得知他是罗杰·吉贝尔—勒孔特的挚友之一，后者在我那个年纪，也曾请他做过一样的事情：为了可以退伍让医生开一个证明，说他得了胸膜炎。

罗杰·吉贝尔—勒孔特……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滞留在占领区的巴黎……一九四二年七月，他的女友露丝·克罗嫩伯格在自由区被捕，当时她刚从科利乌尔镇的沙滩上回来。九月十一日，她被送上开往集中营的列车，一周之后就是多拉·布吕代。露丝·克罗嫩伯格，一个出生在科隆的年轻女子，因为种族歧视法，于一九三五年来到巴黎，那年她二十岁。她喜欢戏剧和诗歌。她学了缝纫，制作舞台服装。她很快就在蒙马特尔的一众艺术家中结识了罗杰·吉贝尔—勒孔特……

他一个人继续住在巴尔迪内路的工作室里。后来，一位在街对面开咖啡馆的费尔马夫人收留了他，照顾他的起居。他已经变得跟幽灵一样。一九四二年秋，他开始在城郊游荡，一直走到布瓦科隆布的山楂路，为了从某个名叫布雷阿瓦纳的医生手中搞到能让他弄到一点海洛因的处方。他在频繁往返的路上被人盯上了。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他被逮捕并被送进戒毒所。他在那里一直待到十一月十九日。一个月后，他被释放，但因“一九四二年在巴黎、克隆布、布瓦科隆布、阿斯尼埃尔等地没有正当理由非法购买并持有镇静剂、海洛因、吗啡、可卡因……”被判假释等候法庭传唤。

一九四三年初，他在艾皮奈诊所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费尔马夫人安排他住在咖啡馆楼上的一个房间。他住院期间把工作室借给一个女大学生住，女生在那里留下一个盒子，里面是一管管的吗啡，他就一滴滴地服用。我没有找到那个女生的名字。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在布卢塞医院因破伤风去世，年仅三十六岁。他在二战爆发前几年出版了两本诗集，其中一本名叫《生命，爱情，死亡，虚空和风》。

我不认识的很多朋友都在一九四五年，我出生的那一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在孔蒂码头15号公寓，从一九四二年起我父亲就一直住在那里——前一年这套公寓租给了莫里斯·萨克斯——我童年的卧室就是那朝院子的两间房中的一间。莫里斯·萨克斯说他曾经把这两间房借给某个阿尔贝，外号“瘤牛”的人住。此人在家里收留了“一帮刚开始写作、梦想成立一个青年剧团的年轻演员”。这个“瘤牛”的全名叫阿尔贝·夏基，和我的父亲同名，出身于萨洛尼卡的一个意大利犹太家庭。一九三八年，二十一岁的他在伽利玛出版社用弗朗索瓦·维尔内的笔名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三十年后，我恰好也在这个年纪做了同样的事情。后来，他参加了抵抗运动。德国人逮捕了他。他在弗雷讷第二队的218号牢房的墙上写道：“四四年二月十日瘤牛被捕。被严密看管了三个月，五月九日到二十八日被审讯，六月八日接受探视，在盟军登陆两天后。”

他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二日那一批被送往贡比涅集中营的，一九四五年三月死于达豪。

就这样，萨克斯曾经倒卖黄金的那个公寓，不久就成了用假身份证作掩护的我父亲的藏身之所，“瘤牛”以前住过的房间成了我小时候的卧室。其他那些和他一样在我出生之前在这里住过的人千方百计冲淡这个地方的悲剧色彩，让我们只感到一点点忧伤。十八岁那年，当我和父亲坐在警车上时，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走的那一程只是一种不痛不痒的重演和戏仿，从前也有人坐着同样的车去同样的警察局——只是那些人走了以后永远都不能像我那天一样，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中。

十二月三十一日傍晚，就像今天一样，天很早就黑了，那年我二十三岁，我记得自己去找费尔迪埃尔医生。在我感到惶恐不安和不确定的那个时期，他对我非常和蔼，充满善意。我只是隐约听人说过他曾经在罗德兹的精神病院收留过安托南·阿尔托并试图医治他。但那天晚上，一个惊人的巧合触动了我：我给费尔迪埃尔医生带了一本我的处女作《星形广场》，这个书名让他吃了一惊。他去书房找了一本薄薄的灰色封面的小书递给我：罗贝尔·德斯诺斯的《星形广场》，医生和书的作者是朋友。一九四五年，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德斯诺斯死在泰雷津集中营，几个月后，费尔迪埃尔医生亲自在罗德兹出版了这部作品。我不知道德斯诺斯写过一本叫《星形广场》的书。我在无意中偷了他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