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十二月十四日出走之后的多拉·布吕代和刊登在《法兰西晚报》上的寻人启事一无所知。后来，我知道八个月后，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她曾经被关在德朗西的集中营里。档案里说她是从图雷尔兵营转过来的。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的确，有三百名犹太人从图雷尔兵营被押送到德朗西集中营。

监狱，集中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图雷尔拘留所位于一个老兵营里，以前是殖民地步兵的军营，图雷尔军营，莫尔提埃大街141号，里拉门。一九四〇年十月开始开放，用来关押“没有证件”的外国犹太人。但从一九四一年开始，当犹太男子直接被送往德朗西或鲁瓦雷集中营后，只有违反了德国法令的犹太女人才被关押在图雷尔兵营，和共产党人还有其他普通罪犯一样。

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具体原因，多拉·布吕代被送到图雷尔？我在想是不是有一份文件，一点蛛丝马迹可以让我找到答案。我对此作了很多假设。她可能是在街上被捕的。一九四二年二月——她出走两个月后——德国人颁布了法令，禁止巴黎的犹太人在晚上八点后出门，也禁止他们更换住址。和之前的几个月相比，街道受到了更加严密的监视。我最终说服自己，认为就是在寒风凛冽的二月，负责犹太人问题的警察局在地铁通道、电影院和剧院的出口布下了陷阱，多拉被抓个正着。在我看来，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警察知道她在十二月就失踪了，也知道她的特征，竟然在这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找到，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除非她找到一个藏身之所。但是，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冬天的巴黎，占领时期最黑暗最严寒的冬天，从十一月开始就下了几场雪，一月温度降到零下十五度，到处结冰，是不是二月又大雪纷飞？她出走后是怎么过的？她在冰天雪地的巴黎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想就是在二月，“他们”把她装进了罗网。“他们”：也可能只是一帮普通的保安、负责少年犯或管犹太问题的警察在公共场所的一次例行的身份检查……我曾经在一本回忆录里读到说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因为稍微触犯了“德国人的法令”就被送去图雷尔兵营，有几个甚至只有十六岁，和多拉一样的年纪……那年二月，德国人严格执行宵禁的法令，我父亲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次大围捕中被捕。分管犹太问题的警察把马里尼昂路一家餐馆的出入口堵住了，我父亲当时正和一个女友在那里晚餐。警察要所有顾客出示身份证件。我父亲没有随身带证件。他们把他抓了。他和一群被抓的人一起被带上车，从香榭丽舍大街开到格雷弗尔路分管犹太事务的警署，他在昏暗的车厢里，看到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姑娘。当他们到了警署大楼，被带上楼到一个叫施威伯林的警长办公室时，她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后来他趁下楼时定时楼梯灯熄灭的一刹那逃走了，当时他们正要把他带去拘留所。

我父亲在一九六三年六月的一个晚上，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我讲起他的不幸遭遇时，几乎没怎么提到这个年轻姑娘，那天我们一起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餐馆里，几乎正对着二十年前他被捕的地方。他没有告诉我任何关于年轻姑娘长相、穿着的细节。我几乎把这件事情忘记了，直到有一天，当我得知有多拉·布吕代这个人存在。从那以后，和我父亲还有其他陌生人一起被捕的年轻姑娘，那个二月的夜晚，一下子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很快我就开始琢磨，她不会就是多拉·布吕代吧，她也是那时候被捕的，然后被送去图雷尔。

或许是我希望她和我父亲，在一九四二年冬天有过一面之缘吧。他俩截然不同，但在那个冬天，他们被归在一起，都属于那些被命运抛弃的人。和多拉·布吕代一样，我父亲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也没有在警察局登记，他也没有“犹太人档案”的编号。因此他的存在也是不合法的，他和那个需要每个人都有一份职业、一个家庭、一个国籍、一个出生日期和家庭住址的世界切断了所有的联系。从此以后，他就是生活在别处的人。处境跟出走后的多拉有点像。

但我对他们迥异的命运进行了思考。对一个从寄宿学校出走的十六岁的女孩而言，在一九四一年的冬天，孤零零的她不会得到很多帮助。在当时的警察和当局的眼中，她的情况是双重的不合法：既是犹太人，又是出逃的未成年人。

对我父亲而言，他比多拉·布吕代年长十四岁，他的出路很明显：既然人们已经把他当成一个不法之徒了，他就干脆破罐子破摔，在巴黎投机倒把，混迹于黑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