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保尔·瓦莱里

我有幸在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书店中结识了保尔·瓦莱里，在莎士比亚书店开张之后，他也常常到我这儿来，坐在我的旁边，和我聊天或是说笑，给我带来不少快乐。瓦莱里是最喜欢开玩笑的。

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学生时，我就着迷于他的诗集《年轻的命运女神》（La Jeune Parque），我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瓦莱里会亲自为我在书上签名题字，而且，还会把他所出版的每一本书都亲自送给我。

我对瓦莱里充满了爱戴，当然，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对他充满了爱戴。

对我来说，瓦莱里造访我的书店是一种殊荣，也是一种极大的乐趣。有时，他会用他那特别的瓦莱里式的英文，拿我的保护神莎士比亚和我开玩笑。还有一次，他抓起一本莎士比亚的作品，翻到《凤凰与海龟》（The Phoenix and the Turtle）那一页，问我：“西尔维亚，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么？”我回答：“我还真看不懂。”他说这首诗根本不算荒唐，他刚刚在老鸽舍剧院的日场诗歌朗诵会上听到的缪塞（Musset）的诗歌，其中有一句是“世上绝美之歌乃绝望之歌”，在他看来，这句诗才可算是彻头彻尾的晦涩不通呢，“他们竟敢说我的诗晦涩难懂！”

瓦莱里告诉我他年轻时在伦敦的一件事，那时每天都在下雨，他住在租来的阴暗的房间里，寂寞而悲惨，境况非常糟糕。有一天，他下定决心要自杀，当他打开橱门去拿他的左轮手枪时，一本书掉了出来，他捡起书，坐下来读起来，那本书的作者是舒尔（Scholl），他现在已经不记得书名是什么了，但记得那是一本充满幽默的书，他一口气把书读完，这本书给他带来了如此的乐趣，读完书后，他一点自杀的愿望都没有了。真可惜，瓦莱里记不起书名！在所有的图书目录里，我都没能找到舒尔这个作者。

瓦莱里的魅力和他的善良都是非常独特的，虽然在他出入的上流社会中，有许多奉承阿谀的人，都称他为“亲爱的大师”，但他依然保持着自然本色，以温和敦厚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人。即便在他告诉你他曾濒临自杀的边缘时，他也总是那么乐呵呵的。

瓦莱里非常健谈，在沙龙中很受欢迎，他也很喜欢去参加这类聚会。但是，瓦莱里绝对不是一个势利眼，有时候，我也拿这事和他开玩笑，他告诉我说，在写作之余，那些茶杯的碰撞声和叽喳的说话声对他很有益处。他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替自己冲了咖啡之后，就开始工作。他喜欢清晨时分，因为房子里非常安静。

有一次我对他开玩笑地说：“看看你，穿得这么衣冠楚楚的，肯定是刚刚去过一个沙龙聚会。”他大笑着，把手指头伸进帽子上的一个破洞中。他提到一位什么王妃的名字，“西尔维亚，你应该是认识她的吧？……但她是一个美国人呀！”我认识的王妃实在少而又少。我也会问他：“我到了一个沙龙里究竟能做些什么呢？”然后我们会因我奇怪的处事方式而放声大笑。

在二十年代中期，我们的朋友瓦莱里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在他的那批朋友中，他是第一个获选的。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事很无聊，他的许多朋友都觉得他根本就不应该接受。但是，等轮到他们入选时，他们每个人却都欣欣然进入了法兰西学院。

瓦莱里每个周四都到法兰西学院去开会，他开玩笑地对我说，他之所以去，是为了去领那一百法郎的车马费，也因为那里离剧院街很近，所以，那天他总是会顺路到书店来看我们。

我的妹妹西普里安有幸得到瓦莱里亲自为她画的一幅画，只可惜她无法将这幅画保留下来。有一天，他到书店来时，西普里安正在店里，她穿着一条超短裙，还有一双齐膝的长袜。瓦莱里抓起一支铅笔，就在她的膝盖上画了一幅女人的头像，并在上面签了“P.V.”。

有一次，布莱荷向瓦莱里为她的评论杂志《今日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 Today）的法国特刊约稿，瓦莱里想把自己的《论文学》（Litérature）一文给她发表，就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这篇文章非常恰当，他就提出了一个吓人的建议，要我和他一起翻译此文。这虽然是一个极大的荣耀，但我却更愿意把这个机会留给更有能力的译者。

但是瓦莱里还是坚持此事得由“我们”来做。他说如果在翻译中我卡住了，只要去维勒朱斯街（现在此街已改名为保尔·瓦莱里街）找他咨询就行了。不幸的是，每次我依照他的建议跑到维勒朱斯街去找他咨询，我都发现他这位合作者压根就不可靠。我会问他：“你这里写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总是要假装认真阅读这一段落，然后会说：“我这里究竟是想说什么呢？”或者说：“我敢肯定，这段话根本就不是我写的。”白纸黑字就在眼前，他还是坚持自己一无所知。最后，他就会建议我把这一段给跳过去。所以，在“我们”的这桩苦差中，他怎么能算是位认真的合作者？但至少，和瓦莱里一起进行切磋，还是给了我不少乐趣。翻译稿最后的署名是“西尔维亚·毕奇和作者”，他告诉我，这里“作者”将承担一切责任。但我知道，我是无法为自己开脱的，对于瓦莱里这篇最有趣的作品来说，我也是一位凶手，我是“作者”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