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客和朋友

访客从许多不同的国家来到莎士比亚书店，在二十年代初，有一位顾客来自于我们当时称之为俄国的地方，他就是塞吉·爱森斯坦（Serge Eisenstein）[11]，他是位伟大的电影艺术家，总是充满着许多令人兴奋的新念头。他也是我所遇到的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对于文学界中发生的一切都非常关注，充满激情地崇拜着乔伊斯。他非常希望能把《尤利西斯》改编成电影，但他又告诉我说，他对于这本书里的文字实在太崇拜了，所以，不愿意因为电影的局限而牺牲其文字。

爱森斯坦后来又回到巴黎，他把我和阿德里安娜请到俄国大使馆，在那里给我们放映了他的新片《总路线》（The General Line），并向我们陈述了他有关这个主题的一些想法。他的想法如此之多，在电影所给定的时间里，他连其中的一半都没有表达出来，他可能也无法在特定时间里完成一部电影的拍摄。

我和爱森斯坦达成了一个协议，我为他提供新的英文书籍，与他交换当代俄国作家的作品。从他寄给我的书来看，在那段时间，俄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文学作品，也可能因为当时的翻译没有跟上。

苏联外交官李特维诺夫（Maxim Litvinov）[12]一家也到书店来过，艾维·李特维诺夫夫人是英国人，而她丈夫几乎就可以算是爱尔兰人，他在都柏林上的大学，还是乔伊斯的校友。李特维诺夫家的孩子们的照片也被加入我其他小客户的照片当中，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汤妮亚（Tania）。

我的客户和朋友还包括一位中国语音学教授（他有一对双胞胎孩子），其他还有柬埔寨人、希腊人、印度人、中欧人、南美人。当然，我的客户中的大部分仍是美国、法国和英国人。

珍妮特·弗莱纳（Janet Flanner）[13]是我最早的美国朋友之一，她后来一直使用的是笔名热内（Genêt）。在二十年代，她常常在我的书店进进出出，有一次，她要去罗马，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她特地叫出租车到莎士比亚书店门口停了一分钟，就是为了要送给莎士比亚书店的图书馆两本精美的艺术书籍。阿德里安娜后来借了这两本书，她对里面的插图实在太喜欢，过了许久才很不情愿地还给图书馆。

珍妮特·弗莱纳总是在旅行，她是位四处漫游的作家，她不是在伦敦，就是在罗马或其他地方。她才华横溢，又很用功。而且，我可以证明，她也总是能找到时间帮助别人。有一次，为了对她的帮助表示感谢，我送给她一本《尤利西斯》，里面还夹着一页作者的手稿。许多年后，当乔伊斯的作品已经能卖到很高的价钱时，她问我是否反对把她这本《尤利西斯》卖给一家著名的图书馆，当然，出售此书得到的收入都会归我。这就是珍妮特·弗莱纳的性格。

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时，《生活》杂志的一位摄影师拍摄了一张剧院街十二号的两位老顾客在一起的照片，他们是珍妮特·弗莱纳和欧内斯特·海明威，这个构思可真棒。

另外一位我早期的朋友是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4]，他总是来去匆匆，我与他见面的时间是在他出版《三个士兵》（Three Soldiers）和《曼哈顿中转站》（Manhattan Transfer）之间，但每次都只是惊鸿一瞥。有时候，我也见到他与海明威在一起，有一天，在午休之后我重开店门时，我注意到有人在门下塞了张东西，那是一张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照片，因为我曾告诉过多斯（我们当时都这样称呼他）我需要一张他的照片，这样可以摆放在书店中作家肖像的收藏中。

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15]几乎和海明威同时来到莎士比亚书店，他曾经和年轻的海明威夫妇交往很多，并且常常到书店来。在我所有的朋友中，他是最有礼貌的。他很害羞，言谈举止就像位年轻的助理牧师，和当时同在巴黎的其他人相比，他的背景和他的同代人很不同。我喜欢他的作品《卡巴拉》（Cabala）和《圣路易斯雷大桥》（Bridge of San Luis Rey），而且，我觉得虽然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然非常谦虚。法国人崇拜他的《桥》，简直认为此书就是法国文学作品，或至少是法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在我二十年代的这批朋友们中，他们互相之间的区别可真大，例如怀尔德和麦卡蒙。美国就是这么地大人多，各种人物都有，如果忘了这点，你简直就无法解释他们怎么会那么不同。

我一直很喜欢桑顿·怀尔德，也一直很景仰他，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几乎从剧院街上消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克利斯汀街上[16]，我的心中就有些遗憾。但是，我丝毫没有觉得这对我们之间的友谊有什么影响，他只是因其他事务前往别处而已。舍伍德·安德森也是这样，他也越来越经常去克利斯汀街，也就是说，更常到斯坦因家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