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杂务

对于一个喜欢独处，做做梦，读读书，打打坐的人来说，莎士比亚书店的环境简直是太喧嚣了。有许多人是在从各种事务和活动中退隐出来后，才开始一种沉思的生活。但对我来说，一切却正相反：首先是沉思，然后是忙乱。有一个刚刚从维也纳过来的弗洛伊德的学生在观察我之后，说：“你是一位典型的外向型的人。”

首先当然是书店里的一切日常事务，一个书店中要忙的事情可真多，就像《南西·贝尔号之歌》（Rhyme of the Nancy Bell）[1]那首打油诗中写的那样，我“既是厨师也是勇敢的船长”。在玛西尼前来帮忙之前，我一直是学徒、老板、职员集为一身。单单想象一下每天除了卖书和借书之外，我还得负责计算那些账单！我得要管理三种不同货币的银行账户：美元、法郎和英镑。要计算那些便士、生丁和美分，是最让我头疼的工作。我“特殊的”算术能力让我处理起生意来可真困难，为此我浪费了许多时间，也浪费了大张大张的草稿纸。有一次，我在普林斯顿时的好友杰西·赛亚（Jessie Sayre）[2]正巧经过巴黎，她是威尔逊总统美丽的二女儿，一直对我的书店非常关心，我对她提起这一大困难，杰西就建议我晚上到她的旅馆去，她可以教我一种算术系统，她曾用这个系统成功地教会过一班智力发展迟缓的孩子们。所以，吃过晚饭后，我就来到她的房间，开始学习。第二天，赛亚夫妇就离开了巴黎——说也奇怪，她的丈夫和她的父亲非常相像。杰西临走时，非常肯定地说，有了她的这个算术系统，我立即就能把一切都料理好。我不想让我的好朋友失望，而且，我也感到非常惭愧，一直没有告诉她，其实我立即就回到了我的老办法中，那就是用大张纸做计算。

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书店给人的印像是平和安静的，你一走进去，就觉得全身舒缓下来。也难怪，阿德里安娜没有一个乔伊斯在她的书店里呀！更何况，我们美国人天生就喜欢吵吵闹闹。莎士比亚书店也就整天人声喧哗。我父亲在普林斯顿读书时，他的同学们给他起的外号是“杂务毕奇”，这个雅号用在他女儿身上也正合适。

早上九点钟，巴黎大学专门研究盎格鲁——撒克逊的贺钦教授（M.Huchon）就来了，要给他的英国太太找一本轻松的小说；从那时开始，一直到午夜关门，书店里就不断地有学生们，读者们，作家们，翻译家们，出版商们，出版商的跑腿们，或朋友们进进出出。图书馆的成员中有许多当代作家，当然，还有那些我不认识的他们的读者朋友们。我当然特别喜欢那些来借阅乔伊斯或艾略特的作品的读者，但是对于其他的读者，我也尊重他们的权利。我曾为一位养育着七个喳喳乱叫的孩子的妈妈提供了一整套“宾豆”（Bindle）系列作品[3]，我还曾给法国会员弄到他一再要求的英国作家查尔斯·莫根（Charles Morgan）的作品。我也非常喜欢像我自己这样平凡单纯的读者。如果没有我们，作家们该怎么办？书店该怎么办？

为读者寻找到合适的书籍，就像为他们寻找到合适的鞋子一样困难。有些顾客要从美国或英国订购最奇怪的出版物，例如，有一位每年只到我的书店来一次，就是为了取他的《拉斐尔历书》（Raphael's Ephemerides）。他们怎么就不能简简单单地买一本《男孩的愿望》（A Boy's Will），而偏要寻找我书店里根本就没有存货的东西呢？

当然，我的顾客一半以上是法国人，所以，我的工作也包括非正式地教授他们有关美国文学的知识，给他们提供最新的信息等。我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美国新作家们一无所知。

我的这些“兔儿”[4]之中，有一位是培根的崇拜者，我的店名让他如此恼怒[5]，所以，他常常按捺不住要到我的店里来。在吞下培根火腿和鸡蛋的早餐后，他就急急忙忙赶到我的书店，千方百计地阻止我回复那堆积如山的写给莎士比亚书店的公务信函。他会把《解剖忧郁》（Anatomy of Melancholy）[6]或其他书籍从书架上硬扯下来，把书打开到能够证明莎士比亚是培根的笔名的那一页上，然后就把翻开的书留在店里。这位“兔儿”还有些暴力倾向。有一天我看到他直盯着拨火棍看，很显然，他已经决定要把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给放倒在地上，所以，当我看到海明威一如往常地走进书店时，我真是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还是更喜欢那些年轻的“兔崽儿”们，他们径直走进来，坐在那张红色圆桌边古老的小扶手椅上，阅读布莱荷的《地理》（Geography）[7]。布莱荷一直相信书籍应该出得又大又平展，可以让人坐在上面。我也总愿意停下手中并不太重要的活计，给这些孩子们看拉尔博的西点军校的士兵们，还有我在里屋大柜子上面放着的其他玩具，当然，你得把这些孩子举起来，他们才能看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