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里的猪

那个令人厌恶的腋下流汗的家伙，晚了四十分钟，他道了歉，巴特亚姆对他来说就像孟买，他找到这里之前脑子就脱水了，抛开这些不说，他还非法停车。他表示良好愿望，愿意以诚意解决问题，甚至，如果可能，还可重新开始。所有过去说的和做的，全是误会：他只有在制作之后才会用她的钱，否则他会退回每一个谢克尔（开销等等费用除外）。可太遗憾她不在这里：他想对她私下解释过去的已经过去，他的动机绝对诚实。达农先生严肃地说：那个合同是个骗局，而且从税务方面来讲也不正大光明。他讲话的时候，那制片商坐在他跟前，精疲力竭，汗流浃背，头发蓬乱，像一只面带愧色，喘着粗气的狗，四十岁左右，他稀疏的红头发与他垂到尖下巴的哈布斯堡式络腮胡子极不相称；一个愁眉苦脸的东西，除了他妈，从来没有一个女人与他接触不带隐秘的动机。达农先生拿了瓶矿泉水倒满一杯，然后重新加满。那制片商喝水的样子看起来像快渴死了的人，达农先生继续指出那盈利的条款表面不错，却包含了某种腐败和不顾后果的意向。同时用词也很狡诈。达农先生用一种礼貌却实为谴责的语气说话，像个卖弄学问的父亲。那制片商歪头听着，嘴巴大张，好像他的听觉在喉咙而不是在他的耳朵。最后，他强调了三次他是个诚实的人，而且当布罗夫公司是个有信誉的公司，他为造成的不良印象表示遗憾。他立即签署了一个退还全部款项的合同，分两次付清。他说很有可能影片会开拍；她很有才气，写了个不错的剧本，尽管不是现在市场走俏的那种。签署合同之后他差不多呆了半个小时，又喝了瓶矿泉水，说到媒体状况正在被商业化毁坏，事实上，更清楚地说，其在毁灭所有的东西。达农先生拿了另一瓶水，因为当布罗夫——请叫我杜比——显得干渴万分。他强调会面很愉快，鼓舞信心，并在留下好印象后准备离开。他开始把话题引到他的一个构想：关于真正的艺术与大众趣味之间永恒的冲突。这样他就得到父辈般主人的更多陪伴，他看起来明智上心，正是他自己在生活舞台想要却从来做不到的形象。另外，还有件事，税，一个与我共事多年的某某会计师先生，从他那里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丁点儿人间温情。我想说，想请你来做我的会计师，这不会离谱吧？由你亲自照看我？就像一个顾客需要临时的引导？事实上“引导”也许听起来是种宗教表达，但我不信教，说清楚些，我是个激进的无教派人士，尽管偶尔有一点儿信——但那与我们谈的事毫无关系。抱歉，又扯远了。我需要引导。事实上我需要这个，自从我老婆离开我跑去跟了个有名的歌手。顺便说说我的父母，他们双双死于以色列航空公司空难，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所以现在，在我生命的交叉口，我已艰难地接受了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以色列的斯蒂芬·斯皮尔伯格这一事实。口袋里的猪是对轻率做生意的通常说法，但这就是我的真实情形，商业和个人生活二者的现状，或者说，是现实存在。但是我们怎么会说到这里？不管怎样，我们只是在谈临时的税务建议和为我开个年度户头。达农先生说很抱歉，这事儿他做不了，我已经在超负荷工作，等等，但是最后在门口，出乎双方意料，他忽然听到自己小声说：打电话给我，我们到时候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