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门敞开着。冰冷潮湿的冬日空气吹进门厅。我赶到时,已经来了约莫二十位或二十五位客人。他们当中有些人依然聚在过道里,相互帮忙脱掉大衣。迎面而来的是闹哄哄的说话声、燃烧的原木味儿、湿绒毛味儿,还有热乎乎的食品味儿。阿尔摩斯利诺,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戴着副系在细绳上的眼镜,正朝吉莉·斯提纳医生弯下腰,亲吻她的双颊。他一只手顺着她的腰身移动,说:

“你今天晚上真是光彩照人,吉莉。”

她回答说:“你可真会说话。”

普拉姆普·库尔曼两个肩膀一高一低。他拥抱了一下吉莉,接着拥抱了阿尔摩斯利诺和我。他说:“见到你们大家真好。你们瞧见外面的雨有多大了吗?”

我在衣架旁碰到了埃德娜和约珥·利拜科,一对年龄约五十五岁的牙医,经年生活在一起。他们长得很像,就像一对双胞胎:都是一头短短的灰发,脖子上布满皱纹,嘴唇噘起。埃德娜·利拜科说:

“今天下暴雨,有些人来不了了。我们自己也差点儿待在家里。”

她的丈夫约珥说:“待在家里干吗?冬天让你心情抑郁。”

那是特里宜兰村一个冬天的安息日夜晚。高大的柏树笼罩在薄雾中。客人们聚在达莉娅和亚伯拉罕·列文家,参加合唱晚会。他们家坐落在山坡上一个叫作泵房岗的小巷里。铺瓦的屋顶上有只烟囱。房子一共两层,还有个地窖。电灯把花园照得通亮。花园里长着几棵沉闷的果树:橄榄树和杏树。房前有一块草坪,毗邻草坪的是仙客来花圃。还有一座小假山,人工瀑布从假山汩汩流入一个装饰性的池塘。在池底灯光的映衬下,一些没精打采的金鱼成群结队地来回游动。大雨弄皱了水面。

我把大衣放在旁屋沙发上一大堆外衣上,走进客厅。每隔几个星期,就有三十来人到列文家相聚。这些人大多在五十岁以上。每对夫妇都会带来蛋奶火腿蛋糕,或者一份沙拉,或者一个热菜。他们坐在宽敞的客厅里。空中弥漫着希伯来文老歌和俄文歌曲那忧郁伤感的旋律。尤海·布鲁姆手风琴伴奏,三个中年女子坐在他身旁吹起竖笛。

房间里一片嘈杂。吉莉·斯提纳医生抬高嗓门宣布:

“请大家坐下,我们要开始了。”

可是客人们并不急于落座;他们忙着聊天,大笑,相互拍着肩膀。一脸胡子的大个子约西·沙宣把我安置在书架旁边的角落里。

“你好,近况如何?”

我说:“没什么新鲜的,你呢?”

“还是那样,”他回答,又补充说,“不算什么。”

“艾缇呢?”我问。

“在那儿呢,”他说,“她身体有点不好。是这样的,他们这个星期发现了一些讨厌的肿块。可她不愿意向任何人提起。除了……”他沉默下来。

“除了什么?”

可是他说:“没什么。不重要。你看到外面的雨下得有多大了吗?真是典型的冬日天气。”

女主人达莉娅在屋子里走了一圈,递给每位客人一个复印歌本。她的丈夫亚伯拉罕背对着房间,正往火炉里放木柴。许多年前,亚伯拉罕·列文在部队里是我的指挥官。他的夫人达莉娅和我一起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历史。亚伯拉罕是一个性格内向、寡言少语的人,而达莉娅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甚至在他俩相识之前,我就分别和他们是朋友。他们结婚后,我们继续保持着友谊。那是一种安静、稳定的友谊,不需要不断进行情感证明,也不仰仗我们多久见上一面。有时,一年或一年多也见不了一次面,然而他们仍然热情地接待我。但由于某种原因,我从未在他家过过夜。

大约二十年前,达莉娅和亚伯拉罕·列文有个独子亚尼夫。那孩子的性格有些孤僻。长到十几岁时,他变成总宅在自己房间里的少年。他小时候,我来串门,他总喜欢把脑袋贴在我的肚子上,还会藏到我的套头衫底下。有一次我给他买了只乌龟作为礼物。四年前,大概十六岁的他有天走进父母卧室,爬到他们床下,用父亲的手枪打中了自己的头部。他们找遍整个村子,找了一天半,却不曾意识到他就躺在他们的床下。达莉娅和亚伯拉罕甚至躺在床上睡觉,却不曾意识到儿子的尸体就在他们身下。第二天,清洁工来收拾房间时,发现他在那里,身体蜷缩,如同睡着一般。他没有留下一张字条。于是在朋友中间流传着几种说法。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达莉娅和亚伯拉罕给唱歌的学生设立了一个小型奖学金,因为亚尼夫有时在村合唱队唱歌。

孩子去世一两年后,达莉娅·列文开始对远东灵修感兴趣。她曾主管村图书馆委员会,主动创办了一个冥想团体,活动地点为图书馆。每隔六个星期,她就在家里举办一场合唱晚会。我过去偶尔去参加这些晚会,因为他们认定我是个抱独身主义的单身汉。我有时会带去各种女孩,大家都会热情地欢迎。今天晚上,我是一个人来的,给主人带了一瓶梅鹿辄红葡萄酒,打算坐在我平时坐的地方,书架和浴缸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