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第2/2页）

就在那个夜晚，我梦见了塔诺波拉太太。我们来到一个平原小镇，或许就是霍隆，或许就是我公公住的地方。塔诺波拉太太给我倒了一杯薄荷茶。茶的味道很苦，让人倒胃口。我一恶心，弄脏了洁白的结婚礼服。塔诺波拉太太粗声大笑。“我提醒过你，”她夸口说，“我事先就提醒过你，但你却不顾一切征兆。”一只尖钩利爪的恶鸟朝我扑过来了。利爪划着了我的眼球。我惊醒了，摇着米海尔的胳膊。他生气地嘟哝着：“你简直有毛病，别来烦我。我得睡觉，明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吃了一片安眠药。一小时以后又吃了一片。最后沉沉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有点儿发烧，没去上班。吃午饭时同米海尔吵了一架，说了些伤害他的话。米海尔克制着自己，一言不发。晚上，我们和解了。我们都责备自己不该吵架。朋友哈达萨和丈夫来家里串门。哈达萨的丈夫是位经济学家，话题于是转向了严肃的政治。按哈达萨丈夫的说法，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以荒谬的空想为基础的，把以色列当成了一场伟大的青年运动。哈达萨引用风靡耶路撒冷的一场令人震惊的腐败案，说官员只知关心自己的家庭。米海尔沉吟片刻之后发表见解，说对生活要求过高是错误的。我不明白他是在替政府说话还是在附和我们的客人。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冲我微笑，好像我不是要他回答问题，只是要他微笑。我起身到厨房弄些咖啡、茶和蛋糕。透过敞开的房门，我能听见朋友哈达萨的说话声。她在我丈夫面前夸我，说我曾是班上最好的学生、最有发展前途的孩子，接着又把话题转向希伯来大学。这么年轻的一所学校，却受到这么多传统戒律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