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费玛拒绝屈服（第2/6页）

“我正在琢磨着，”费玛说，同时被从他自己嘴里出来的话吓了一跳，“给一个说不定从昨天夜里就在等我的女朋友打个电话。实际上是两位女性朋友。可现在我倒觉得，让她们等一等未必就是什么坏事。不是什么紧急的事。很抱歉打扰你们了。”

就在他要离开的当儿，皮赞蒂太太犹豫地说：

“可能是外面的什么东西被风吹下来了。比如洗衣盆什么的。不过我们家一切正常。”

这番话让费玛确信，有人又一次对他撒谎了。可他原谅了两个邻居，因为事实上他没有理由指望他们俩把他们当时肯定在争吵的实情告诉他，也因为他自己就没有把给两个女朋友打电话的实情告诉他们。回到自己的房子里，他说道：

“你真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可他也原谅了自己，因为他本意是好的。

他站在镜子前面做了十来分钟的体操，然后刮胡子，穿衣服，茫然地梳着头发，用那个新买的电水壶烧了一点开水，铺床叠被，而且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顺顺当当地完成了这一系列任务。他揍她了，他想着，他说不定更为过分，把她的脑袋往墙上撞；他也许差点儿就把她给杀了；谁知道呢，将来有一天他可能就会这么做的，说不定就在今天早晨。希特勒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从1945年就结束了；仍然在继续，看起来要永远继续下去。每一扇大门的后面都在延续着不可告人的行为。各种惨无人道、铤而走险的行为。整个国家的外表下面，一种潜藏的疯狂将一触即发。每周三次，我们无远不及的威慑力要把杀人犯从他们的老巢里给揪出来。不对哥萨克人来上一点集体迫害我们就无法入睡。每个上午我们都要绑架艾希曼，每个晚上我们都要将希特勒掐死在萌芽状态。在篮球赛中，我们要击败赫梅利尼茨基；在欧洲电视网上，我们为基什尼奥夫的死难者报仇。但是，我有什么权力干预呢?我倒是乐意跨上一匹白色的战马，奔驰向前，解救这个叫皮赞蒂的妇女，要么是他们夫妇俩，要么是整个国家，如果我知道怎么去做的话。如果我知道从哪里着手的话。眼前又出现了巴鲁赫的影子，他蓄着托洛茨基式的山羊胡子，拄着他那根雕花手杖。父亲捐款捐物，为矫正世界的秩序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而我所做的就是在一份又一份请愿书上签名。也许昨天夜里我还是应该说服那个警察让我进去见见沙米尔?彼此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也许我本应该把沙米尔介绍给我的出租车司机?

他突然想到应该坐下来，对鹰派右翼分子写一份言简意赅又发自肺腑的呼吁书。在《国土报》上对他们提出他自己的总体框架，保证能取得部分国民的一致认同。是温和派和不相信弥赛亚的鹰派分子（如果不是因为左派有无限制绥靖主义的倾向，鹰派分子也许仍想把归还的巴勒斯坦人的部分土地给吞回来）之间的一种新政。出租车司机说得对：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严肃对待皮赞蒂先生和皮赞蒂太太以及数十万同他们一样的以色列人的情感。阿拉伯人在他们心中激起了愤慨、恐惧和怀疑等实实在在的情感。这些情感毋庸置疑不应该受到蔑视，相反，我们应当用智辩的方法，通过循序渐进的、富于理性的努力，来平息这些情感。但我们并没有和他们说理，而是把整整一尿壶高高在上者的嘲弄的小便都浇在他们的脑袋上了。因此，要是能制订一个协议，明确规定我们温和派愿意对阿拉伯人让步的限度，那就显得有意义了。这样，这么说吧，他们就不会像巴鲁赫那样以为我们是在吆喝关门大甩卖了。这样他们就知道，如果事实证明阿拉伯方面食言或者是糊弄我们，我们左派甚至准备再次开战是为了什么目的了。如此一来，我们说不定还能够平息部分鹰派分子的情绪并带来一次解冻。

“解冻”一词让他想起自己还没把取暖器点上。当他弯下腰，他欣慰地发现，剩下的煤油还多着呢。点着了取暖器之后，他感到有必要咨询一下茨维·克鲁泡特金，然后再坐下来写那篇呼吁书。此时此刻，他情绪高涨，才不管茨维是不是正在刮胡子呢，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新思想可能大有裨益，确实非常紧急。可电话又一次沉默无语。费玛觉得，这次沉默的程度要比昨天夜里轻一些。差不多还可以听到一种断断续续的辘辘声，就好像磨牙似的。就像从深渊里发出的一种呻吟。费玛诊听出一丝微弱的生气，是那种复活的最初迹象。他可以肯定，这架机器并没死，只不过是处于一种深度昏迷状态罢了；尽管到现在还没有恢复知觉，但已经有微弱的反应了，是一种微弱的痛苦的呻吟，是一种轻微的颤动，让你还有抱希望的理由。尽管有一个事实必须加以考虑：厨房里的那台冰箱刚才在那里隆隆作响了。因此，可能是希望得过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