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弄清一位著名芬兰将军的身份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费玛来了灵感，他说了一个故事为大家助兴。故事说的是在“六日战争”期间，他被征召上前线去服预备役，他同一位画家和两位大学教授被抛在阿尔诺纳区边上一座光秃秃的山顶上。军方发给他们一副双筒望远镜和一部野战电话，并告诉他们不能睡着了。在相邻的那座山上，一些约旦士兵正在架设迫击炮和一顶机枪。他们从容不迫地做着这一切，就像军营里的童子军。他们准备就绪了，就趴下来，向费玛和他的伙伴们开火。“你们能猜到，”费玛问，“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吗?不，不是逃跑。也不想开火还击。不。干脆给警察局打电话，向他们告发这里有一群疯子正在朝我们射击。尽管他们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我们这座山上有人。他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朋友还是熟人?我诱奸过他们的老婆吗?他们到底对我有些什么了解呢?我得叫警察赶快到这里来把他们修理一下。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国土报》上有条新闻，似乎暗示着政府立场稍稍有了一些缓和。是一种标志政府方面愿意重新思考官方路线中至少一个要素的信号。费玛从中看出对他关于小型运动理论的一种认证。因此，他将革命委员会召集到茨维卡在斯科普斯山校区[1]的讨论课教室，在早晨开一个短会。他宣布，他已经改变了主意，决定推迟飞赴突尼斯的计划。和平进程这次绝不会按贝京和萨达特[2]的风格以歌剧序曲的形式开始，而是一开头就要求双方都做出一些小姿态，这样或许能渐渐打破仇恨与愤怒的障碍。或许能够触动情感缓释的第一阵震颤。是乔伊斯的涟漪，不是莎士比亚的碎浪。不是剧烈变革，而是向性运动。建议的议事日程安排如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意帮助解救在埃塞俄比亚的其他犹太人。要么是也门的。我们给他们的突尼斯总部写封感谢信，借此在僵局上打开一条裂口。茨维希望美国方面来施加压力，这是错误的。尤里·格芬坚持认为形势在有所改善之前必定会进一步恶化，这种观点也绝对是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表明，温和的左派虽然不说，但都倾向消极坐等，指望现实在将来会发生变化，而不愿站起来干点事情。哪怕是有限的事情也好。

他突然觉得非常渴望尤里站在眼前：他宽阔的双肩，他讲的笑话，他深沉亲切的笑声，他那年轻领袖的风度，他还有个庄稼汉式的习惯，就是搂着你的双肩，朝你的肚皮就是一拳，一边说着：过来，你这个萨尔曼·拉什迪[3]，你最近都躲到哪儿去了?然后，他偷偷摸摸地擤擤鼻子，又引人注目地将鼻子挤上一挤。你上一次换衬衫是在什么时候?是参加本·古里安葬礼那时候吗?然后又是老一套：好啦，如果没有别的选择，就接着干吧，就基督教各禁欲派给我们做个讲座吧。但首先请吃一片熏火腿。怎么，你在我们面前变成穆斯林了?

对尤里温暖的声音和身体的渴望使他产生了一种欲望，他想把自己苍白的手指放在他朋友那长满斑点、就像石匠那样粗糙的大手上，他想激发出智慧的火花，让讨论每到一个论点都弄上几个出人意料的来回。就像三周前在克鲁泡特金家一样，当舒拉谈到她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惧时，费玛打断了她，让在座的人都为之倾倒。他辩论说，我们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宿怨只不过是一个上百年的事件，仅仅是土地之争，然而真正的危险以前一直是、现在仍然是犹太人与基督教之间的鸿沟。尽管渴望尤里，但费玛却希望他仍然留在罗马。他拨了尼娜办公室的电话，耐心地等了一会儿，最后，秘书给他接了过去。电话里传来尼娜那种被香烟烧焦了的声音：是啊，费玛，但请你长话短说，我正在开会呢。他试图引诱她晚上一道出去，到猎户座电影院去看让·迦本主演的那部影片的晚场。前两天晚上我真是出尽了洋相，他说，但今天晚上我会拿出我的最佳表现。你到时就能看得出来。我保证。

尼娜说：

“真是巧了，我今天要工作很长时间。不过，你可以在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给我打电话，就打到我办公室，到时我们再看情况。同时，费玛，你数数看你脚上一共穿了几只袜子。”

费玛并没有生气，而是在那里讲开了，他对她叙述他的新作要点，就是那篇关于道德的代价及背离道德的代价的文章，对她讲述持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代价”一词的不同理解。尼娜打断了他的话：这会儿我们恰巧在开会，屋子里全是人，我们换个时间再谈吧。他打算问会议是不是在讨论她那个极其虔诚的性用品商店的问题，但他想了想，还是作罢，说了声再见。他在那里停了将近一刻钟，然后就给茨维·克鲁泡特金打电话，跟他讲昨天晚上他针对他的文章所写的那篇文章。他暗暗希望打一场漂亮的电话胜仗：只消四五步就把他将死。可是茨维正要去上课，他已经迟到了。费玛，我们何不改日再谈呢?等我们大家有机会在报上读到你的新福音时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