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罐虫子（第3/5页）

1965年，约珥接受了一份特别合同，去西雅图的波音公司研究中心工作。费玛不愿跟她一起去，他的理由是：分别一段时间或许对他俩都有好处。他留守在约韦勒村那个两居室公寓。在施缪尔村，他有一份朴实的工作：在一家私人妇科诊所当接待员。他远离学术生活，除非茨维·克鲁泡特金强行把他拖到诸如历史人物的重要作用、历史学家作为见证人之类的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上去。周末，他会去尤里·格芬和尼娜·格芬夫妇家，或者其他朋友的家里，而且动辄就卷入他们的政治辩论。有时，他会语惊四座，冒出一通尖刻的结论，或者似非而是的预测。得理时，他从不知道见好就收，而像一个嗜赌成性的赌徒那样穷追不舍，滔滔不绝地就那些他一无所知的话题进行争论，甚至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细节问题，直到连他最忠心的朋友都感到精疲力竭了为止。有时，如果朋友夫妻俩赴宴去了，他就会随身带上几本书，一边看书，一边帮着照看他们的孩子。或者满怀喜悦地主动帮他们写文章，要么校对，要么编辑文字，要么写提要。有时，碰到夫妻之间发生口角，他又会展开穿梭外交，帮着调停冲突。偶尔，他会在《国土报》上就当前政局的一个侧面发表一篇笔锋犀利的短文。每隔一段时间，他就独自一人到沙龙平原[26]北部一个较早的定居点，在那里的一家私人开的家庭旅馆度几天假。每年夏天，他都带着重新焕发的热情去学开车，但每年秋天的驾照考试他总是通不过。时不时地，总有一个女人，要么是他在诊所里认识的，要么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会来到他那凌乱的单身公寓，爬上那张床单需要换洗的床上。女人很快就会发现，费玛对她的快乐更感兴趣，而不是他自己的快乐。有的女人认为这种做法令她欢愉，令她感动；有的女人则为此惴惴不安，赶紧脱身而去。他能够花上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对她尝试调皮的游戏，讲色情笑话，使她感受到绵绵不绝的、变化无穷的、强烈火爆的快感，然后才瞅准机会，不经意地让自己满足一下，但马上，在性伙伴还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已经索要了微薄的佣金之前，他又会再次投入到女人身上。任何一个试图与费玛保持某种持续或稳定关系的女人，任何一个成功地拿到了他家房门钥匙的女人，一两周之后都会使他到帕尔代斯汉纳或马格迪埃勒去找一家破败的家庭旅馆栖身，让他一直不能回家，直至被她抛弃。但在过去的五六年里，甚至连这些经历也变得罕见了。

1966年初，约珥从西雅图寄来一封信，说她的生活中已有了另一位男人，费玛对这种俗套的表达哈哈大笑。现在看来，他“公羊年”中的风流韵事、他与约珥的婚姻、约珥本人都似乎同他在中学读书时试图修建的地下革命指挥部一样俗套，一样过分，一样幼稚。他决定给她写上一两句话，只是为了向她和她生活中的另一位男人表示衷心的祝愿。当天下午，他坐到书桌前，不停地写啊，写啊，一直写到第二天正午。在这封三十四页的狂热的长信中，他倾吐了自己对她深沉的爱。通读一遍之后，他觉得不妥，便把信撕得粉碎，扔进洗手间的抽水马桶给冲走了。你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爱情，如果你能，这就是爱情已经不复存在的信号了。至少是在消失的过程中。最后，他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方格纸，在上面胡乱地写道：“我对你的爱无法了断，因为这并不取决于我，你是个行动自由的人。长期以来，我是多么盲目啊！如果需要家里的什么东西，尽管告诉我，我会给你寄过去。同时，我将给你寄一个包裹，里面有你的三件睡衣、毛绒拖鞋和照片。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想保留我们在加利利地区伯利恒的合影。”收到这封信后，约珥自以为费玛不会在他们离婚的道路上设置任何障碍。她回到耶路撒冷，把一个缺乏特色、没有表情、长着一个宽得离谱的下巴、眉毛厚得像两撇浓须的男人介绍给了他，对他们说：这是埃弗雷姆·尼森，这是特德·托拜厄斯，我们大家做个朋友吧。费玛这时却一下子改变了主意，他坚决不同意离婚。于是，特德和约珥飞回了西雅图。他们和费玛中断了联系，除了为生活琐事彼此之间通了几封航空邮件和几张明信片。

几年以后，那是1982年初一个冬日的下午，特德和约珥突然出现在费玛的公寓门前，身边还带着他们三岁的儿子。这孩子看起来像个小哲学家，长着一双轻度的对眼，患有白化病，戴一副厚厚的眼镜，穿一身美国宇航员的航空服，航空服上面别着一枚闪亮的金属牌，金属牌上写着“挑战者”。小家伙很快就显示出构造复杂条件句和回避尴尬问题的能力。费玛一下子喜欢上了小迪米·托拜厄斯。他后悔当初没有同意约珥的离婚要求，这时主动向约珥和特德提出离婚，愿意为他们提供一切帮助，跟他们做朋友。然而，此时的约珥对她与费玛在宗教意义上的离婚已经无所谓了，觉得与费玛做朋友也没有必要了。在随后的几年里，她曾两度离开特德与别的男人苟且，最终才打定主意，回到特德身边，在就她而言几乎是最后一刻的情况下才决定怀了迪米。费玛给迪米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一只野狼决定放弃野性，试图加入到一群兔子当中。凭着这个故事，费玛赢得了沉思的小挑战者的心。故事结束时，迪米要自己给故事编一个结尾，费玛发现他的结尾符合逻辑，感觉敏锐，也不乏趣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