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希望和慈爱

在悲痛事件发生前的第五个夜里，费玛做了一个梦。凌晨五点半，他把梦中的情景都记在一个专门的笔记本里。这个棕色的笔记本总是放在他床腿旁边的地板上，压在一堆杂乱无章的旧报纸和旧杂志下面。每天清晨，当第一缕微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进房间，费玛总是坚持从床上坐起来，把梦中的一切都记在笔记本里。即使他在梦中什么也没有看见，即使他已经忘了梦中所看到的情景，他也会拧亮台灯，眯缝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拿一本厚杂志支在膝盖上当作书桌，写上这样的话：

“十二月二十日——空白的夜晚。”

或者：

“一月四日——是一个和狐狸和梯子有关的梦，细节记不清了。”

他从不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日期。接着，他就下床小便，然后又上床躺下来，直到外面鸽子咕咕叫，一条狗在汪汪叫，附近的一只鸟在吃惊地唧唧喳喳，好像不能相信它自己的眼睛。费玛向自己保证：立即起床，几分钟之后，最多不超过一刻钟。但有时他又睡了过去，直至八点或九点才醒来，因为他在诊所的当班时间是下午一点。他发现，睡眠状态中的谬误比在清醒状态时要少。尽管他早就清楚地认识到，他无法触及真理，但他想尽可能地远离那些像渗透到罅隙的细灰一样充斥他日常生活的微谎。

星期一凌晨，当一缕朦胧的橘红色光亮透过百叶窗照进屋里，费玛从床上坐起来，在笔记本里记入了以下内容：

“一个与其说是美丽倒不如说是妩媚的女人走到我身边。她没从服务台前面走来，而是出现在我身后，全然不顾‘闲人莫入’的告示。我说：‘对不起，有问题请到服务台前面来。’她朗声大笑说：‘好，埃弗雷姆，可算听到你说话了。’我说：‘女士，如果您不出来，我就得摇铃报警了。’（只不过我根本就没什么铃铛）。女人听到这里又笑了，笑得那么悦耳，那么优雅，仿佛一泓清澈的溪水。她双肩纤弱，颈上有些轻微的皱纹，但她有着圆润的胸脯和小腹，小腿上裹着由弧形棱线构成的长统丝袜。那种丰满匀称和那种弱不禁风结合在一起让她显得性感、动人。或许，动人的倒是那匀称的身材和一位像是劳累过度的拉比[1]才有的面庞之间所形成的反差。我有个与你生养的小姑娘，她说，现在该是让我们的女儿见见她生父的时候了。虽然我知道自己不应该离开诊所，跟随这个女人会有危险，尤其是在我赤脚的情况下（我突然发现自己光着脚），但某种暗号在我的脑海中突然闪现了一下：如果她用左手将头发理在左肩上，我就不得不离开了。她是知道这个暗号的。她轻轻地抄起了脑后的头发，让头发披散在连衣裙上，盖住她左边的胸脯，然后说：跟我来。我跟着她穿街走巷，然后爬上一级一级的台阶，经过一道又一道大门，穿过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市许多铺满石头的庭院，只不过巴利亚多利德市其实跟耶路撒冷的布哈拉区大同小异。尽管我并不认识这位身着女孩子棉裙和性感长统袜的女人，以前也从没看见过她，但我仍想见一见那个小姑娘。于是，我们穿过一座又一座建筑物的大门，来到一个又一个后院，那里挂满了晾衣绳，晾衣绳上挂满了衣服。穿过后院，我们穿过一条又一条小巷，来到一个亮着一盏街灯的古老的雨中广场。因为雨刚刚开始下，所以并不大，并非瓢泼大雨，其实只是零星的几滴，只不过是愈来愈黑的天空中的一层浓雾罢了。一路上，我们没碰见任何人。甚至连一只猫也没有。我们来到一个走廊，四周残存着当年富丽堂皇的痕迹，这个走廊好像是一座东方宫殿的过道，但很可能只是两个潮湿庭院间的地道而已，这里满地都是破碎的信箱和瓷砖。女人在走廊里突然停下来。她把我腕上的手表取下来，又指指台阶下面一个角落里的一条破烂的军毯，好像取表只是某种裸露状态的前奏。现在，我不得不给她一个幼女了。我问她我们现在在哪里，那些孩子又在哪里，因为在我们来这里的路上，也不知怎么的，她的女儿一下子就变成了好几个孩子。女人说了一声：琳。我弄不清这是那个小姑娘的名字还是女人自己的名字。女人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把我的手放到她的胸脯上。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觉得寒冷，因为那些瘦得皮包骨的女儿个个赤身裸体。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怂恿我搂着她，给她以温暖。我搂着她，她浑身颤抖，那不是因为欲望，而是因为绝望。她对我低语道：别害怕，埃弗雷姆，我认识一条路，我能安全地把你送到雅利安人那边[2]。在梦里，这低语充满着希望和慈爱。我就这样信任着她，亢奋地跟在她的后面，以致梦中的她变成了我母亲时我也一点不感到惊讶，更没有问她雅利安人那边在哪里。最后，我们见到了水。水边站着一个穿黑色制服的男人，他留着金黄色的将军须，两条腿张得很开。他说：一定得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