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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傍晚，施罗密特奶奶不期而至，带来了两盘特意给我们做的食物。我一开门，迎面所看到的一切，或扑入鼻孔的恶臭，令她惊骇不已。她几乎没说一句话，转身便逃。但是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她又返回来，这次带着两个清洁女工、大量清洁物品和消毒剂。她把作战指挥部设在院里的一条长椅上，对着屋门，从那里指挥大扫除行动，一连持续了三天。

就这样，家里变得井然有序，父亲和我再也不对家务活不闻不问了。雇了一个清洁工，每周来上两次。房子整个通风，打扫得干干净净，又过了两个月，我们甚至决定重新装修。

但是，从那混乱的几星期起，我患上了某种洁癖，使我周围的生命境遇悲惨。任何没有放好的纸片，没有折好的报纸，或者没有清洗的茶杯均会令我心里不得安宁，即便不是神志不清。直至今天，我像某种秘密警察，或者像《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或者像施罗密特奶奶那样耽于整洁，每隔几个小时就擦一遍房间，无情地将那些不幸出现在表面的可怜物品流放到西伯利亚深处，要么就是把某人因打电话留在桌上的书信或散页印刷品藏到被上帝遗弃的抽屉里，某位可怜的受难者把一杯咖啡放在那里晾凉，而我却把它倒掉，冲洗杯子，口朝下放进洗碟机，残忍地收起钥匙、眼镜、便条、药品、某人稍不留神没有看住的蛋糕，所有的东西都落入这个贪婪妖魔的血盆大口，于是乎，乱七八糟的房子终于有点整齐了。因此这个家不会有很多痕迹，令人想起那时我和父亲的住处，我们达成一种默契，我们应该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注，只要她知道。

后来，父亲有天狂暴地袭击了妈妈的抽屉，以及二人衣柜中妈妈的那一边，在他的愤怒中，只有几件物品幸存下来，她姐妹和父母通过我要这些东西留作纪念，事实上，它们被放在薄纸板箱里，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在我某次去特拉维夫时带去。其他所有的东西，衣服、裙子、鞋、内衣、笔记本、长筒袜、头巾、围巾，甚至装满她童年时代照片的信封，都被他塞进从国家图书馆拿回来的防水袋里。我像只小狗，跟着他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看他疯狂地行动，我既不帮忙，也不阻止。看爸爸怒不可遏地拉开她床头柜的抽屉，把所有的东西，廉价珠宝、笔记本、药片盒、一本书、一块手绢、一只眼罩和一些零花钱统统倒进一个袋子里。我一句话也没说。还有妈妈的粉饼、发刷、卫生用品和牙刷，一切。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斜倚门框，看爸爸一把扯下她挂在卫生间的蓝围裙，哧啦一声，塞进一个口袋里。也许当犹太邻居被强行带走塞进闷罐车里时，笃信基督教的邻居就这样站在那里观望，目瞪口呆，因为情绪激动，不知道心中想些什么。他把这些袋子送到哪里去，是捐献给临时难民营里的穷人，还是捐给那年冬天遭受水灾的受难者，他从未跟我说过。傍晚，她的任何痕迹都不见了。只是在一年以后，爸爸的新夫人住进来时，出现了六只朴素的发夹，这包发夹，不知何故设法在床头柜和衣橱间的狭小缝隙里留存下来，并藏匿一年。爸爸噘起嘴唇，把它也扔了。

清洁工来了几个星期之后，房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爸爸和我逐渐每天晚上在厨房举行日常工作会议。我开始简要地告诉他我在学校里的一天，他给我讲那天站在书架当中和戈伊坦教授或罗滕斯特莱恩进行的有趣谈话。我们就政治形势、贝京和本—古里安或是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在埃及发动的军事政变交换意见。我们又在厨房挂起了卡片，写下——现在笔迹已经不相似了——需要在食品杂货店或蔬菜水果店买些什么，我们都得在星期一下午理发，或者是给莉兰卡阿姨买小礼物祝贺她获得了新文凭，或者给施罗密特奶奶买小礼物祝贺她过生日，具体数字一向是牢牢保守的秘密。

几个月之后，爸爸重新恢复了擦鞋的习惯，皮鞋在电灯光的照射下直至闪闪发光，而且晚上七点钟刮脸，穿上浆过的衬衫，系上丝绸领带，把头发润湿后向后梳，喷洒须后水，出去“和朋友们聊天”或“讨论工作”。

我孤零零一个人待在家里，读书，耽于梦幻，写作，涂掉，再写。要么我就出去，在干河床里来回游荡，摸黑检查把耶路撒冷一分为二的约以停火线沿线无人区和雷区周围的隔离墙。当我在黑暗中行走时，我低声哼唱，啼—嗒—嘀—嗒—嘀。我不再渴望“去死，或征服高山”。我想让一切都停止，或者至少，我想永远离开家，离开耶路撒冷，到一个基布兹生活，把所有书和情感都甩在脑后，过简朴的乡村生活，过与大家情同手足的体力劳动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