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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把我离开耶路撒冷时就已经抛弃的东西，或者我整个童年时代一直脚踏、但从未劳神弯腰触摸的大地重新带回给我。我父母的困窘生活；修理玩具与娃娃的克洛赫玛尔夫妇家里总是飘着的淡淡的面团味儿与腌鳕鱼味儿；杰尔达老师暗淡阴郁的房子、表皮斑驳的柜子；心存不满的作家扎黑先生以及他深受慢性偏头疼困扰的妻子；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烟熏火燎的厨房；斯塔施克和玛拉·鲁德尼基养在笼子里的两只鸟，一只老秃鸟和另一只松果鸟；伊莎贝拉·纳哈里埃里满屋子的猫，还有她丈夫杰茨尔，合作社里目瞪口呆的收款员；还有斯塔赫，施罗密特奶奶那条伤心的老狗，圆眼睛里露出哀愁，他们经常用樟脑球给它消毒，狠劲抽打它，消除灰尘，直至某天，她不再需要它，用报纸把它一卷，扔进了垃圾箱。

我知道我来自那里，来自令人沮丧的诸多忧愁与虚伪、渴望、荒诞、自卑情结与乡野虚夸、多愁善感的教育和落伍过时的理想、备受压抑的创伤、无可奈何与绝望茫然，对国内种种苦涩的变化绝望茫然，一些微不足道的骗子伪装成危险的恐怖主义者和英勇的自由卫士，不幸的书籍装订者发明了带有普遍救赎色彩的配方，牙医们悄悄地告诉邻居他们同斯大林保持着旷日持久的私人通信，钢琴老师、幼儿园老师和家庭主妇向往充满激情的艺术生活的渴望遭到遏制，夜晚泪流满面辗转反侧，欲罢不能的作家们没完没了给《达瓦尔》的编辑们写信，发泄不满，老面包师在睡梦中看见了迈蒙尼德和善名之师注，紧张不安、自以为是的工会官员以职业政党工作人员的眼光盯着当地居民，电影院、合作社的出纳员在夜间作诗，编写小册子。

在这里，在基布兹胡尔达，也住着长于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牛倌，曾经被放进占据八十四个席位的工党候选人名单中竞选第二届议会议员的教书匠，一个喜欢古典音乐的漂亮女裁缝，晚上画留在记忆深处的故乡比萨拉比亚小村遭毁灭之前的风光。也有年事已高的光棍喜欢在凉风习习的晚上独自坐在长椅上凝视小姑娘，一个声音悦耳的卡车司机私下梦想成为歌剧演员，一对暴躁易怒的理论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文字中，均相互轻慢相互蔑视，一个当年在波兰曾是班上最可爱的姑娘甚至在无声电影里上过镜的女子，而今身材肥胖，满脸通红，没人照顾，每天系着脏兮兮的围裙坐在食品仓库后粗糙的凳子上，给一大堆一大堆的蔬菜削皮，偶尔用围裙擦擦脸，擦去眼泪、汗水，或二者兼而有之。

《小镇畸人》甚至在我没有与契诃夫本人相遇之前，就告知我契诃夫笔下的世界是什么模样：不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或者是克努特·哈姆孙的世界，也不是海明威或者伊戈尔·莫辛松的世界。没有神秘的女子站在桥头，也没有竖起衣领的男子出现在烟雾缭绕的酒吧。

这部朴实无华的作品，对我的撞击恍如一场反方向的哥白尼革命。哥白尼表明，我们的世界不是宇宙中心，而只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罢了，相形之下，舍伍德·安德森让我睁开双眼，描写周围发生的事。因他之故，我猛然意识到，写作的世界并非依赖米兰或伦敦，而是始终围绕着正在写作的那只手旋转，这只手就在你写作的地方：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注

于是我在无人光顾的自习室，给自己选择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每天晚上，我在这里打开自己的棕色练习本，上面印着“通用”和“四十页”的字样。我在旁边放了一支格鲁布斯圆珠笔，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上面印着工会销售商店的名字，一只装满自来水的米色杯子。

这就是宇宙中心。

在只隔着层薄墙壁的读报室，摩伊谢·卡尔卡、奥尤什卡和阿里克正就摩西·达扬的演讲争得不亦乐乎，演讲犹如“从五楼的窗子抛出一块石头”（“五楼”是中心委员会成员在特拉维夫工会大楼里碰面的地方）。三个不再年轻英俊的男人，用经学院学生诵经的腔调争论。阿里克，一个充满活力、精力充沛的人，总是试图充当老好人，喜欢平凡谈话，他的夫人祖施卡身体不好，但他多数夜晚都和单身汉混在一起。摩伊谢·卡尔卡、奥尤什卡说话时，他插不上嘴：“等等，你们都说得不对。”或者：“容我一会儿给你们说点什么，会消除你们的争执。”

奥尤什卡和摩伊谢·卡尔卡都是单身，他们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持有异议，尽管他们晚上谁也离不开谁，他们总是在食堂一起吃饭，而后一块散步，再一起去读报室。奥尤什卡像小孩子一样腼腆，为人谦逊，性情温和，长着一张笑脸，只是低垂的目光令人费解，仿佛他的生活本身就是耻辱与屈辱的事。但是，争论时，他总是慷慨激昂，开始迸射火花，眼睛几乎瞪出眼眶。接着，他那张和蔼稚气的脸庞流露的不是气恼，而是惊恐与冒犯，仿佛是他自己的观点让他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