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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伯格曼课后邀请了五六个他最喜欢的或最感兴趣的学生来他家里待上几个小时。每星期日晚上八点，我乘坐5路公共汽车从吉瓦特拉姆新校园去往热哈维亚大街伯格曼教授那简朴的公寓。房间里总是充满旧书、新鲜面包和天竺葵花散发出的淡淡的宜人气味。我们坐在沙发上，或者在大师，在卡夫卡和马丁·布伯童年时代的朋友，在为我们写下认识论史和逻辑学原理的作者脚下，席地而坐。我们静静地等候他开口。

萨姆埃尔·雨果·伯格曼即使上了年纪，仍旧是个大块头。他雪白的头发不住抖动，眼角周围的皱纹既顽皮，又具有讽刺意味，富有穿透力的目光既满怀狐疑，又像一个充满好奇的孩子的目光那样天真无邪，与老年时代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照片非常相像。伯格曼操中欧口音，在用希伯来语行走时步态不太自然，仿佛他精通这门语言，但是有点得意洋洋，就像一个追求者为所爱之人接受了他而欣欣然，决定抬高自己，证明她没有看错人。

在这些聚会上，我们的老师几乎只关心一个题目，即灵魂生还问题，或者人死后是否还有机会生存。整整一冬天的星期日晚上，他就向我们讲述这些。雨打窗棂，花园里风在低吟。有时，他让我们谈自己的见解，他一丝不苟地听着，不像老师耐心地指导学生行路，而是像人倾听一个复杂乐章里的一个特殊音符，以便定夺它是对还是错。

“没什么，”一个星期日晚上他这样对我们说，我没有忘记，我确实没有忘记，我相信自己可以逐字逐句地重复，“没什么东西可以消失。从来没有。‘消失’这个词的本意指宇宙，可以说是有限的，可以离开它。但是没——什么——东西（他故意把词语拖长）能够离开宇宙。什么也进入不了宇宙。就连一颗微尘也无法出现，也无法消失。物质变成能量，能量变成物质，原子聚集在一起，而后分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与变形，但是没——什么——东西可以从有到无。即使长在某病毒尾巴上的最微小的毛发也不会。无限一词的概念确实非常广阔，无限地广阔，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封闭的，密封得严严实实：什么也没有离开，什么也没有进入。”

停顿。狡黠、天真的微笑宛如喷薄的日出洒满他表情丰富的迷人脸庞：“也许有人能够向我解释，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为什么执意告诉我唯一的例外，唯一注定要下地狱、化为乌有的事物，在一个原子也不可能被毁灭的广袤宇宙里唯一注定要停息的事物就是我可怜的灵魂？除了我的灵魂，一切事物，每粒尘埃，每滴水，都将继续生存，直至永远，尽管形式不同？”

“灵魂，”一个年轻聪颖的天才从房间角落里轻声说，“是任何人也看不到的。”

“就是，”伯格曼表示赞同，“你在咖啡馆里也碰不到物理定律或者数学规则。也碰不到智慧、愚笨、欲望与恐惧。尚未有人取些快乐或憧憬作为样品，放到试管里。但是谁，我年轻的朋友，谁现在在和你们说话呢？是伯格曼的幽默吗？是他的脾脏？也许是伯格曼的大肠在说话？是谁，要是你们原谅我说这种话，是谁在你们脸上洒下一点也不惬意的微笑？不是你们的灵魂吗？是你们的软骨吗？是你们的胃液吗？”

又有一次他说：

“死后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无论如何，用可证明或论证的知识无法知道。要是我今天晚上告诉你们，我有时听到死人说话的声音，那声音比多数活人的声音要清晰，明白易懂，你们有理由会说，这个老头年老昏聩了。他在行将就木之时可怕地发了疯。因此我今天晚上不和你们谈论声音，今天晚上我将谈论数学：因为没—有—人知道在我们死亡的另一边是否存在着事物，还是不存在事物，我们可以从这种全然无知中推断出，那里存在事物的概率与不存在事物的概率完全等同。百分之五十休止，百分之五十幸存。对于像我这样的犹太人，一个中欧犹太人，与纳粹大屠杀受害者是同代人，如此珍惜幸存的机会一点也不坏。”

戈尔绍恩·肖洛姆，伯格曼的朋友与竞争对手，也为死后的生活问题着魔，甚至可能是深受折磨。在他死去的那天早晨，广播中播报了他的死讯，我写道：

戈尔绍恩·肖洛姆在深夜去世。现在他知道了。

伯格曼现在也知道了。卡夫卡也是。还有我的父母。还有他们的朋友和熟人还有这个咖啡馆里的众多男男女女，所有那些我在故事中讲述的人，以及那些被完全遗忘的人。他们现在都知道了。有朝一日我自己也会知道。与此同时，我们将采集各种不同的细节。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