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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二人一起去哪里呢？

我在想象林荫大道和公园，月光迷离的长椅，通往石墙背后小房子的小巷，烛光，紧闭的百叶窗，音乐，故事到此变得对我来说过于甜美与恐怖，令我无法讲述，也无法忍受，我连忙避开。接着，我把目光投向坐在我们桌子附近的两个中年男子，他们在下棋，操一口德国口音的希伯来语。其中一位正在吮吸并抚摸一根冰凉的红木烟斗，另一位偶尔用一块花格手绢擦去他高高的额头上那并不存在的汗水。一个女招待走过来，朝拿烟斗的男人轻轻说了些什么，他用带德国口音的希伯来语请求另一个人原谅，又向女招待道歉，走向取膳窗口旁边的电话机。说完话后，他挂上电话，站了一会儿，显得有点可怜与失落，接着跌跌撞撞回到桌边，显然再次请棋友原谅，接着他向他解释着什么，这次是用德语，急急忙忙在桌子上放了一些硬币，转身离去；他的朋友生气了，几乎强迫他把硬币放回兜里，但是另一个不肯，突然硬币滚到了地上几张桌子下，两位先生不再推让，跪在地上把硬币捡起来。

太迟了，我已经为他们做出决定，他们是一对堂兄弟，整个家族都被德国人杀光，只有他们二人幸存。我已经用一笔巨额遗产和一个怪里怪气的遗嘱来丰富了他们的故事，按照遗嘱条款，谁在对弈中获胜，他就能够得到三分之二的遗产，而输者只能得到三分之一。接着我又给故事引进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孤女，她与一些年轻移民被从欧洲送进基布兹，或受教育的机构，真正的遗产继承人是她，而不是那两个下棋的。在这里，我自己进入故事之中，充当身披闪光盔甲的骑士、孤儿保护者，将从没有资格获得遗产者的手中把遗产夺回，将其归还给真正的主人，我这样做并非一无所获，而是赢得了爱情。但是赢得爱情后，我再次闭上双眼，迫切需要掐断故事，开始监视另一张桌子。或者盯住眼睛深黑的跛脚女侍者。这似乎是我作家生涯的开始：在咖啡馆，苦苦等待冰激凌或者玉米棒。

直至今天，我一直用这种方式行窃。特别是从陌生人那里。特别是在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比如说，在诊所排队时，或在某政府部门的等候室，火车站或飞机场。甚至有时在我开车堵车时也在偷看身边的车辆。偷看并编造故事。再偷看，再编造更多的故事。从她的衣着，她的表情，她补妆时的姿势可以断定她是哪里人吗？她家境如何？她的丈夫是个什么人？要么就是捕捉到那边那个留着并不时髦的连鬓胡子的小伙子，他左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则比画着切东西的动作，感叹号，紧急呼救信号：他为什么明天一定要飞往伦敦？他做什么生意做得不称心？谁在那里等着他？他的父母长什么样？他们是哪里人？他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他今天晚上，今天夜里，在伦敦着陆以后计划做什么？（现在我不再惊恐地停在卧室门口了，我悄悄地溜了进去。）

倘若陌生人与我满怀好奇的目光相遇，我则怀着歉意冲他们心不在焉地微微一笑，把目光转向别处。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很怕在行动中被抓获，并让我做出解释。但不管怎么说，一两分钟后，我就不需要继续偷看我漫不经心编织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了，我已经看够了。半分钟，他们就被逮进了我那专门偷拍名人照片的相机里。

在超市等候付钱，比如说，我前面的一个女人矮小而丰满，约莫四十五岁，非常吸引人，因为她的体态或表情显示，她什么都尝试过了，现在已经是处变不惊，就连最异乎寻常的体验也只是引起她顽皮的好奇心而已。而我身后的一个士兵，也就二十来岁，显得有些愁眉苦脸，正用渴求的双眼直勾勾地看着这个什么都懂的女人。我向旁边退出半步，以便不挡住他的视线，为他们准备一间铺着厚地毯的房间。我关上百叶窗，倚门站在那里，而现在幻觉本身充满了流动，非常具体，包括他在极度兴奋中羞答答带有喜剧色彩的触摸，以及她满怀同情慷慨大方的生动触摸。直到钱柜旁边的女子抬高了声音：下一个！那口音不能确定是俄罗斯口音，也许是中亚某个国家的口音？我已经到了撒马尔罕，到了美丽的布哈拉，双峰驼，粉石砌成的清真寺，穹顶撩人、地毯厚实柔软的圆形祈祷大厅，伴我和我买的东西一道走到大街上。

1961年我服过兵役后，基布兹胡尔达委员会将我送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两年。我学习文学，因为基布兹急需文学老师，我学习哲学，因为是我坚持要学。每星期日下午四点到六点，百名学生聚集在梅塞尔楼的大报告厅里倾听萨姆埃尔·雨果·伯格曼的讲座“从克尔恺郭尔到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我妈妈范妮娅在20世纪30年代也跟随伯格曼教授攻读哲学，当时大学依旧坐落在守望山上，她还没有嫁给我的父亲，每逢回忆起伯格曼教授，她都满怀深情。1961年，伯格曼教授已经退休，他是位荣退教授，但是他那清晰隽永的学识将我们深深吸引。更想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曾经在布拉格和卡夫卡一起上学，他有一次对我们说，他实际上连续两年和卡夫卡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直到马克斯·布罗德出现，取代了他在卡夫卡身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