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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夏天，我父母到纳塔尼亚看望一些熟人，把我留给了斯塔施克叔叔、玛拉阿姨以及肖邦和叔本华一起度周末。（“你在那里要好好的！不许做坏事！听话！在厨房给玛拉阿姨搭把手，不要打扰斯塔施克先生，别闲着，拿本书看看，别碍他们的事，安息日早晨让他们多睡一会儿！像金子般纯正！世上无难事，只怕有 心人！”）

作家哈伊姆·哈扎兹注曾经宣布说，斯塔施克先生应该废掉他的波兰名字，它“有点集体灭绝的味道”，劝他使用斯塔夫一名，希伯来文意为“秋天”，因为它听起来有点像斯塔施克，但是有某种《雅歌》的味道。因此，玛拉阿姨在贴在家门的小卡片上写道：

玛尔卡和斯塔夫·鲁德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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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打扰

斯塔施克叔叔是个体格健壮的男子，双肩强健有力，两个大黑鼻孔毛茸茸的，像个山洞，眉毛浓密，其中一道总是颇具讽刺意味地耸立着。他的一颗门牙已经脱落，给他增添了几分恶相，尤其是在微笑时。他靠在耶路撒冷中心邮局挂号信件部门工作谋生，闲暇之际在小卡片上积累资料，为的是做有关中世纪希伯来语诗人、罗马的伊曼纽尔的一项独创性研究。

乌斯塔兹·纳吉布·马穆杜·阿里—希尔瓦尼住在耶路撒冷东北部的谢赫贾拉地区，是个家道殷实的商人，给几家法国大公司在本地做代理，这些公司的生意一直做到亚历山大和贝鲁特，再从那里扩展到海法、纳布卢斯和耶路撒冷。夏天伊始，一张大额汇款单或银行汇票，要么就是某种股份证书不翼而飞。嫌疑落在了爱德华·阿里—希尔瓦尼，乌斯塔兹·纳吉布的长子兼希尔瓦尼及子公司的合伙人身上。犯罪调查处处长助理亲口告诉我们，年轻人遭到盘问，后来被送到海法的羁押候审所，以便做进一步盘问。乌斯塔兹·纳吉布想方设法营救儿子，最后在绝望中去求助邮政总局局长肯尼思·奥维尔·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祈求他再次开始查询一封丢失的挂号信，他发誓说那是他在去年冬天亲自所寄。

不幸的是，他不知把收据放在了何处。那东西像是给魔鬼本人侵吞了。

肯尼思·奥维尔·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使乌斯塔兹·纳吉布确信他对此事深表同情，但是忧心忡忡地向他坦言，找到信封的希望微乎其微，然后委托斯塔施克·鲁德尼基先生执行一项任务，调查事情原委，弄清几个月前寄出的一封挂号信的可能命运，那封信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可能丢了也可能没丢，是在寄信人和邮局账簿上都没有留下任何凭据的一封信。

斯塔施克叔叔立即展开调查，发现不但找不到这封信的登记记录，而且那整一页账簿被小心翼翼地撕掉了，没有任何痕迹。这立刻引起斯塔施克的怀疑。他开始询问，并找到了当时是哪位职员在挂号柜台值班，并且询问其他员工，直至得知最后看见那一页记录是在什么时候。很快便确认了罪犯。（一个年轻人把信封拿到灯下，看到里面的支票，便挡不住诱惑了。）

于是物归原主，年轻的爱德华·阿里—希尔瓦尼从拘留所中获释，一向令人尊敬的希尔瓦尼及子公司的名誉丝毫无损，而亲爱的斯塔夫先生与夫人在周六上午被邀请到谢赫贾拉地区的希尔瓦尼别墅共饮咖啡。至于那个可爱的孩子，朋友的儿子，星期六上午无人看管，得跟他们待在一起，当然，这不成问题，他必须跟他们待在一起，整个希尔瓦尼家族正迫不及待地等着向斯塔夫先生表达谢意，感谢他的办事效率与诚实正直。

于是星期六吃过早饭，就在出发之前，我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衣服是父母专门留在玛拉阿姨家里准备让我出门时穿的（“阿拉伯人非常重视外表！”父亲强调说）：光亮耀眼的白衬衫，刚刚熨过，袖子挽得恰到好处；海军蓝裤子上的裤线整齐清晰；样子古板的黑皮带上的搭扣亮晶晶的，不知何故，形状像庄严的双头俄罗斯雄鹰。我脚上穿了一双凉鞋，斯塔施克叔叔用擦拭他和玛拉阿姨最好鞋子的鞋刷和黑鞋油将它擦得锃亮。

尽管八月天气炎热，斯塔施克叔叔执意要穿他那身藏青毛质套装（那是他唯一一套套装），雪白的丝绸衬衣，那件衬衣从十五年前在他罗兹父母家中就伴他一起旅行，并且系上了婚礼那天系的不起眼的蓝色丝绸领带。而玛拉阿姨呢，则在镜子面前折腾了四十五分钟，试穿晚装，改变主意，再试一条黑色的百褶裙，配一件浅色上衣，又改变了主意，穿上最近买的有点女孩子气的夏天连衣裙来端详自己，或饰以一枚胸针和一条丝巾，或戴上项链，摘下胸针和丝巾，或戴项链别一枚新胸针摘下丝巾，戴不戴耳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