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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德国人不让我们觉得那么可怕。记得在1934年或者1935年，全家人都搬走了，只有我独自留在罗夫诺完成护士培训的学习，许多犹太人说倘若希特勒真的来了，至少在德国有法律和规章制度，大家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希特勒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强令执行德国章程，暴民们都怕他。重要的是在希特勒的德国大街上没有暴乱，没有无政府状态——我们那时仍然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最为恶劣的状态。我们的噩梦就是，有朝一日神职人员会布道说耶稣会因为犹太人要一次流血，他们会开始敲起这可怕的钟，农民们肚子里装满荷兰烈酒，拿起斧头和干草叉，总是这样开始。

没有人预料到将会发生什么，但是在20世纪，几乎所有人都深深知道无论是在斯大林统治之下，还是在波兰，或是东欧的任何国家，犹太人都不会有前途可言，于是巴勒斯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当然并非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宗教人士对此坚决反对，同盟派成员、讲意第绪语的人、共产主义者，以及那些认为自己比波兰人还波兰人的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也反对。但是20世纪罗夫诺有许多普普通通的犹太人，渴望自己的孩子学会希伯来语，去上塔勒布特学校。那些经济宽裕的人送孩子到巴勒斯坦的海法、泰和尼昂，或是特拉维夫的高级中学，或是农业学校读书，他们从那里传来的消息非常奇妙……青年人都在等候，什么时候轮到你？与此同时，大家都在看希伯来文报纸，争论，唱巴勒斯坦的歌，朗诵比阿里克和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分裂成对立的宗派和党派，匆匆缝制制服和旗帜，对于一切有关民族的事务都非常激动。与今天你所看到的巴勒斯坦人非常非常相像，只是不像他们那样偏爱流血。在我们犹太人当中，你几乎看不到今天这种民族主义。

当然，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有多么艰难，我们知道那里酷热难当，到处是荒地沼泽，我们知道村子里有穷困的阿拉伯人，但是我们在教室墙上的大地图上看到没有多少阿拉伯人，大概只有五十万人口，肯定不到一百万，完全能够再容纳几百万犹太人，或许阿拉伯人听信蛊惑憎恨我们，像波兰的普通百姓，但是我们肯定能够向他们解释，让他们相信我们回到那片土地只表示给他们带来繁荣，在经济、医疗、文化等诸多方面。我们认为，再过几年犹太人人口会在这里占大多数，一旦发生此类事，我们将会向世人展示如何对待少数民族……我们的少数民族，阿拉伯人。我们，一直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对待我们的阿拉伯少数民族一定会公正、公平、慷慨，和他们共享我们的故乡，和他们分享一切，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们变成群猫。我们的梦想是美好的。

在塔勒布特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每间教室，都悬挂着西奥多·赫茨尔的照片，一张从达恩到比尔谢巴的大地图，地图标示出了拓荒者居住的村庄，还有犹太民族基金会的募捐箱，正在劳动的拓荒者画像，各种各样的标语和一段段诗歌。比阿里克曾经两次参观罗夫诺，车尔尼霍夫斯基也来了两次，阿舍·巴拉什注我想也是，或者还有别的作家。杰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差不多每月都从巴勒斯坦来到此地，他们当中有扎尔曼·鲁巴绍夫、塔本京、雅可夫·杰鲁鲍威尔、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

我们通常是给他们举行一个大型列队仪式，敲锣打鼓，旗帜飘飘，各种各样的装饰品、纸灯笼、激情、标语、袖章混杂在一起，还有阵阵歌声。波兰市长亲自到广场与他们见面，这样我们有时开始感到我们也是个民族，而不是一堆社会渣滓。对你来说，这些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那年月，所有的波兰人在波兰语中陶醉，乌克兰人在乌克兰语中陶醉，更不用说德国人、捷克人，大家都陶醉，甚至连斯洛伐克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都是这样，在那样的欢宴上没有我们犹太人的容身之地，我们谁都不属于，谁都不要我们。我们也希望成为一个民族，像大家一样，那该是怎样一种奇迹。他们还留给我们别样的选择了吗？

但是我们的教育不是沙文主义的。塔勒布特的教育确实充满着人文主义色彩，进步，民主，而且是艺术的，科学的。他们努力给男孩女孩平等的权利。他们总是教育我们要尊重其他的民族——所有的人都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纵然他总是将此遗忘。

我们从年幼之际就想着以色列。我们对每个新建村庄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比尔土维亚出产什么，兹克龙雅考夫有多少居民，是谁从太巴列到宰迈赫修建了一条碎石公路，拓荒者何时攀登吉尔伯阿山。我们甚至知道那里的人们吃什么、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