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殿堂

圣彼得堡，二〇〇一年

罗曼

沃斯卡

葛莉娜

科里亚

鲁斯兰

娜迪亚

艾列克赛

薇拉

莉迪亚

　塞尔盖

　弗拉基米尔

-1937-1990-1999-2000-2001-2003-2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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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盖·弗拉迪米罗维奇，还有别的吗？”我收到入伍通知的那一天、我爸厉声质问。他挺着大肚子站在门口，沾了一圈芥末酱的指甲捏着一张纸片，纸片上是半克的海洛因。我顺着墙壁颓然坐到卧室地上，肩胛骨噼噼啪啪刮过墙面，斑驳的油漆回旋落下，我抬头，张大眼睛，好像卡通影片里的小猫咪，一脸无辜地瞪视。

“还有别的吗？”

二十万支香烟和整街馅饼摊的气味隐隐萦绕在他的鼻息之间，挥之不去，有如苦苦纠缠的鬼魅。

“还有别的吗？”

他靠着门框，稳住气喘吁吁的身躯。我小时候他已经是个糟老头，现在他够格被称为老古董。我还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体力稍微恢复之后，我爸重重踏步，走进我的卧室，拉出五斗柜的抽屉，埋头搜寻洗衣篮，四处乱扔CD光盘片，一脚踩扁录像带纸盒。不一会儿，床垫像个酒鬼似的斜靠在墙上，被单一件件垂挂在床柱上，他使尽全力，偌大的身躯不停撕扯、丢掷、踩踏，直到他意识到不管他在找什么，那个东西显然比藏在收据里、踩在脚底下的半克海洛因更捉摸不定。房里每一件搁着、挂着、立着的东西全被扔在地上之后，他颓然坐到摇椅上，抽完最后一口我留在烟灰缸里焖烧的香烟。

“还有别的吗？”

他入狱前的一年，也就是我八岁的时候，他教我受到拷问之时必须保持沉默。他把我妈的一个耳环故意放进我的外套口袋，不准我上学，关上窗户，扭开烤箱，拿开台灯的灯罩，在厨房里拷问我。冰冷蓬松的白云飘过天空，但在厨房里，我大汗淋漓，像是一串油渍渍、黄澄澄的串烧。到头来我说不定会招认自己刺杀了基洛夫某个重要人物，我张开嘴巴，正要招认所有一切，但还来不及喃喃说出半句话，我就感觉我爸爸的手背狠狠甩了我一下。

“还有别的吗？”他的声音屈服于我的沉默之下。他知道我绝对不会招认。他知道他把我教得很好。

“别的什么？”当他一问再问、声音软化到近似耳语，我终于开口。

我爸只是看着我，好像我获选加入国家撞球队、拿着他的卵葩练习冲球。“你招了？你不但是毒虫，还是个报马仔。别的这个。”他摊开纸片，摺缝之间一片雪白。

“这只是白糖。喝茶用的。”

“白糖，是喔。你用皮下注射针把它加进你的茶里吗？”

当你再也无法辩解，你干脆耍赖。

“你有没有受到感染？”他问。他的怒气已消，只剩下些许为人父的关切，听来可悲。

“当然没有。”我只跟其他三个哥儿们共享针头。

我爸站直身子，转身走到门边。“塞尔盖。”他头转也不转地说。“你必须出去工作，直到你入伍为止。”

“不然呢？”

“不然我会拿枪毙了你。”

“这样一来，你就违背你的假释规定。”

“我会宣称那是自我防卫。‘庭上，请听我说，我只是试图解救我的儿子，以免那个住进我儿子房间、穿起我儿子衣服的疯子毒虫出手伤害他。’不管是天堂、地狱，或是国家法院，绝对没有一位法官会判我有罪。”

隔天早晨天光明亮，足证世界并未在一夜之间毁灭，真是令人失望。我跟着我爸走到大楼的顶楼，左边最后一栋公寓装了一扇金属门，门上有道深黑的裂缝，走廊上的灯光由此渗入。

“你看到这个了吗？”他边问、边指指那扇门，眉毛竖起，一副愤慨的模样。我爸没读什么书，但是意见非常多，借此弥补学识的不足。我悄悄做好心理准备，等着熬过他那有如寒冬一样漫长的说教。“他们用回收的锡罐头造门，小偷只需开罐器就可以闯空门。狗屁倒灶，一窍不通，这些……”

老天有眼，有人推开锡门。门里坐着一个缺了腿的男人，他将近三十，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好像银闪闪的滚珠一样油亮，闻起来像是便宜的乌克兰烟草和烧焦的植物起酥油。他坐在轮椅上，两条长长的猪皮皮革和帆布垂挂在橡胶车轮之间——他可能拥有整栋大楼最先进的交通工具。

“这位是我儿子，塞尔盖·弗拉迪米罗维奇，但你可以叫他‘混蛋’。”我爸大声说，然后指指那个缺了腿的男人。“这位是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

“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上士。”缺了腿的男人更正。我跟他握手，却只迎上他冷冷的注视。

我爸跟基里尔在厨房说话时，我探头探脑地四处观望。我以为公寓里肯定一团混乱，毫无秩序，但客厅的地上干干净净，只有椅脚和桌脚贴着地面。一个碗碟架搁在澡缸旁边。排水口周围沾了一点当天早上吃剩的燕麦粥。一个个盛水的玻璃广口瓶沿着护壁板矗立，瓶底蒙上一层红色的水渍。基里尔知道某些我们不晓得的事情吗？我的喉咙干涩，嘴巴带着厨余回收般的酸臭，但是从陌生人浴室里的水瓶喝水？绝对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