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无所有（第10/23页）

相机咔嚓一声，那一刻瞬间消失在镁光灯中。多年以来，我把照片留在身旁。科里亚上战场时，我把照片送给他。

就在那一天，我妈妈咳出鲜血。在十二座烟囱的环伺下，我爸爸抓住我妈妈，把她按在泥泞的地上，在她的唇上印上甜腻的一吻，转眼之间，我妈妈轻轻一咳，一片鲜红的黏痰在碎石地上散开。她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因为自己打断了神奇而不真实的一刻感到羞愧。接下来的几星期，我们假装没什么大不了。我妈妈坚持她只是夏天感冒，我们相信她，或说假装相信她，因为化疗、放射性治疗、开腔手术是保留给特权人士的奢侈品，我们只供得起给她一瓶味道有如漂白水的咳嗽糖浆。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白昼愈来愈短暂。到了冬天，当她整个人缩小到平常的三分之二，现实有如一支攻城的撞槌，击破了我爸爸的心防。医生证实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在基洛夫格勒，每两人就会有一人死于肺癌。”

直到临终的那一天，我妈妈依然坚持清洗碗盘。“当然不行，别胡闹了。”我爸爸抗议。但她依然坚持，她细弱的话语飘过空中，悄然落下，好像一个碰了就破、我们争相接住的东西。热水时有时无，肥皂是一团触感烧灼的化学药剂；洗碗比大多家务事更令人沮丧。但不管是否出于自虐，对我妈妈而言，站在水槽旁、盯着眼前的黑海明信片是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刻，而她不愿任凭疾病夺走那一刻。为了减轻她的负担，我爸爸、我哥哥和我共享一个盘子、一个玻璃杯、一支刀子、一把叉子和一个餐碗。我们轮流进餐，每个人独自坐在厨房餐桌旁，使用同一组餐具吃饭。

那年冬天，在为时十五分钟的天光中，科里亚和我爬到仓库屋顶上，俯冲跳入雪中。随风飘散的雪花覆满堆博物馆外的街道，积雪达五米。从五楼的屋顶上望去，积雪有如结了冰的浪涛。我从来不曾俯冲跳入雪中，我好怕我会直穿积雪，一头撞上柏油路，血肉横飞，结果隔年春天，人们还得拿着锅铲，从地上刮去我跟薄饼一样扁平的遗骸。

“伊凡去年摔断了两条腿，打破了一个挡风玻璃。”科里亚说。空心砖砌成的垛口环绕屋顶。我们凑到边缘，凝视前方。“最重要的是注意来车。”

“这么说来，我们干吗纵身跳到大马路上？”我问。路边的雪高到足以隐藏飞机。

“你看过车子停在博物馆前面吗？”

我没有，但是纵身跳到大马路上，依然是个愚蠢之举。

“如果能让你安心，我们不妨下去查看一下。”

“我会比较──”我开口，但还来不及说完，科里亚已将双手稳稳搁在我的腰上，把我从墙垛的边缘推下去。我双手乱挥，直直坠落，好像一只被吸进地心深处的尘蹒。四周黄澄澄、白灿灿，有如梦境般回旋，我知道我死定了，心脏一阵紧缩，大风呼呼劲扬，感觉棒透了。白雪接住我，好像一只柔软的手套。若是跃入水中，说不定比较痛。我张开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先前四周都是风声，现在寂静无声。我胡乱拨开白雪，手臂疯狂地舞动。密实的雪花之间出现一个缝隙，阳光斜斜射入。我奋力挤向阳光。

科里亚的脸孔模模糊糊，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在一阵阵爆笑声中，我听得出他松了一口气。

“有车子吗？”他从屋顶上大喊。

“你自己下来看！”

他屈膝，纵身跃向空中，他的双腿笔直，手臂大张，有如屈体跳水似的向前拱腰，然后刻意地、慢慢地做个后空翻，落入雪堆中。我想起科里亚坐在太空舱里，挣脱强大的地心引力，愈飞愈高，永不停歇，我想起他弓身、跳下、带着一身飞沫般的雪花走回来。他爬出雪堆，满脸通红，气喘吁吁。我们拔腿冲回屋顶。

我们在博物馆上方的小公寓跟隔壁的炼镍场共享通风设备，家里每样东西都带着硫黄的臭味，连鲔鱼罐头也不例外。我爸爸最怕过堂风，即便如此，他依然顶开三层防护玻璃的窗户，让北极夜的寒风呼呼吹进家中。“让屋里透透气。”他不断重复，以示辩护、训诫、抗议。我们成天披着厚大衣，围着长围巾，戴着罩住耳朵的皮帽，在此同时，我妈妈躺在十二条毛毯下，被压得难以动弹。有一天，我走进家中，看到我爸爸跟她一起躺在床上。他抱住她，她的头懒懒地靠在他肩上，他搂着她前后摇晃，轻拍她的背，帮她打个嗝，我在旁观看，不禁想起他们曾经如此嬉闹、如此贪欲、如此毫无忌惮地紧贴着彼此的身躯。寒风横扫屋内，他让她靠着一个个堆栈成金字塔的枕头休息。厨房地板蒙上一厘米厚的白雪。她时而清醒，时而昏睡。其中一个枕头掉下来，滑过她的脸，她从昏睡中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