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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收到出版商寄来的第六封退稿信时，我意识到我的书永远不可能出版了，但是贝蒂却仍然执迷不悟。她又把自己关在屋里，神情忧郁，两天都没有开口讲话。我想尽千方百计去劝慰她，最终都是白费力气，她根本就听不进去。每次她都立即把我的书稿重新包好，再寄给其他的出版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太了不起了。这好比是一张获取痛苦的月票，明明知道是一杯毒酒，却还要硬着头皮一直喝光了才肯罢休。当然我没有和她这么说，我的这部可爱的小说，每次它从空中飞过，翅膀上总是被打得千疮百孔。但是让我感到忧虑的不是小说，而是她。自从她发誓不再把那些家伙的房子涂成红色，我便开始为她的无处发泄而惴惴不安了。

遇到这种情形，埃迪总是尽最大努力让气氛变得活跃起来。他经常有说有笑的，让房子里到处摆满了鲜花；他总是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最终却什么忙都帮不上。如果我确实需要一个真诚的朋友，那我一定会选择他，他很棒。人的一生中不能什么都拥有，我能够给予别人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丽莎同样很出色，温柔而善解人意。我们都尽力去帮助贝蒂，让她振作起来。但总是收效甚微。每当我们从信箱里发现退回的书稿时，她便望着天空唉声叹气，之后她又一蹶不振。

外面天气变得很冷了，刺骨的寒风席卷着街头，圣诞节临近了。一天早晨，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外面下起了暴风雪。晚上，我们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走着。有时候，这座城市令我们感到绝望。我梦想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去，那是寂静而荒凉的沙漠，我的目光可以消失在地平线，我静静地构思着新的小说，或者计划着晚饭吃什么，要不就在黄昏中竖起耳朵聆听夜莺的第一声歌唱。

我很清楚贝蒂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该死的小说将她牢牢地钉在地板上，捆住了她的手脚。她像一匹桀骜不逊的野马，在跨越一堵石墙时碰伤了腿，她想重新从地上站起来。她向往一片阳光明媚的牧场，如今却面对一堵忧郁和阴暗的围墙，她不可能坐以待毙，她不是这样的人。只是像她这样内心狂躁地全力抗争，每天只会让自己受到更多的伤害。看到这些，我的心都碎了，但是我什么事都做不了。她将自己封闭在一个令人无法企及的角落，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涉足的地方。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只能喝点儿啤酒，把一个星期的拼字游戏都拿来做，我敢肯定她是不会来打搅我的。如果她需要我，我仍然会守候在她身边。等待，对她来说是一件最糟糕的事情。可以肯定地说，写这本书是我干过的一件最愚蠢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能够想象出每次她收到这种令人沮丧的退稿信时的感受，所有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以我对她的了解，我发现她对挫折的耐受力更强了。一次又一次地听任别人撕扯着你的胳膊和腿，你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这决不是一个人能轻易做到的。当然，对我来说，我已经得到我最想要的，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变得无关紧要了，这有点像我听到从火星上传来的消息一样，这不会让我晚上睡不着觉。也不妨碍我早上从她身边醒来。在我写的东西和这本书之间，很难看出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所以它被扔进垃圾箱也是预料中的事。我发现自己就像是一个街头商贩，正在煞费苦心地向一伙冻僵的爱斯基摩人兜售游泳衣，但是我却对他们的语言一窍不通。

实际上，我唯一期盼的，就是贝蒂最终对这件事感到厌倦，把作家从脑子里彻底撵走，重新找回过去的生活：在太阳底下狼吞虎咽地吃红辣椒，站在走廊上傻乎乎地望着窗外的一切。也许这件事真的会发生，也许她的希望会在某一天早晨，像一根枯死的树枝那样腐朽断裂，真的，这绝非不可能。只要那些愚蠢的家伙为之点把火；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就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卑微得甚至连她的十分之一都不如呢。

最后，我们从第六次退稿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过两天的郁闷之后，她的脸上慢慢地开始有笑意了。房子里又逐渐恢复了日常生活的气氛，降落伞最后终于打开了，我们平稳地着陆了。外面射进来的阳光吹干了我们的泪水。一天，我正在煮一壶工序繁琐的地道的苦咖啡。贝蒂取来一封信，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生活被这些该死的信搅得乱七八糟的。我厌恶地看了一眼贝蒂拿着的那封拆开的信。

“咖啡这就煮好了，”我说，“宝贝儿，有什么消息吗？”

“没什么。”她说。

她走过来，眼睛却没有看我，然后把那封倒霉的信塞进我羊毛衫的领口里。她轻轻地在那封信上敲打了几下，然后一声不吭地走到窗前，把额头靠在玻璃上。咖啡开始沸腾了，我赶紧把火灭掉。之后我把信拿出来，这是一封上面有署名和地址的信。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