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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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杰斐逊,礼拜一已经算不得多么特别的日子了。镇上的街道经过了铺砌,焕然一新,电话公司和电力公司不断地砍掉路边遮阴的大树(水栎、刺槐、枫树、榆树,无一幸免),空出的地方栽上了一根根铁杆子,杆头挂着一串串肥肿的葡萄,白惨惨的,毫无生气。一家洗衣店开了起来,但逢礼拜一,大清早便有一辆辆颜色鲜艳的特制汽车四处转悠,挨家挨户地收罗成包成包的衣服:那电喇叭警报似的急急一阵鸣叫,整个礼拜攒下的脏衣脏裤就像鬼影一样随着车子一起消失不见,只听得那轮胎碾着柏油路面,发出绸布撕裂一般的声响,直扎耳朵,久久不绝。现下,即便是那些依着老习惯给白人洗衣服的黑人妇女,取活儿送活儿时,也都用上汽车了。

十五年前的光景可大不一样。每逢礼拜一早晨,在灰土满地、浓荫蔽日的宁静街道上,随处可见缠着头巾的黑人洗衣妇。她们用被单将衣物扎起(一捆捆足有棉花包那么大),稳稳顶在头上,从白人家的厨房出门,一路走到 “黑人谷 ”,手连扶都不扶一下;“谷”里一间小木屋的门旁,摆着那口黑乎乎的洗衣锅。

南希总是先顶起衣包,再将那顶不论冬夏日日不离身的硬边草帽往上一盖。她个头挺高,脸上颧骨突出,面露哀色,缺了几颗牙的地方嘴还有些瘪。我们几个偶尔会跟她一段路,走出巷子,越过草场,眼睛盯着她头顶瞧,只见那衣包安然不动,草帽一颤不颤,即使在水渠里爬上爬下,抑或弓着腰穿过栅栏,也照样顶得平平稳稳。遇到小沟,她会四肢着地,俯下身子爬过去,再站起来接着走,而头却始终保持原样,直直抬起,一大捆衣服既像块石头,又像只气球,妥妥当当,丝毫不晃。

有时候,洗衣妇的男人们会帮着取送衣物,不过耶苏(也是黑人,矮个子,脸上还有道刀疤)却一次也没帮过南希,即便是在爸爸将他拒之门外以前,即便是在迪尔西生病,南希来给我们做饭那会儿,他也从未替她分担过。

而且,该南希来家里做早饭时,十天里有五天我们得穿过巷子去她家喊她催她。爸爸让我们别跟耶苏打交道,于是我们在水渠边就停下,朝南希家丢石头,直到她一丝不挂地走出来,斜着脑袋往门上一靠。

“为啥砸我家房子?”南希说,“你们这些小鬼头想干吗?”

“爸爸叫你快来做早饭,”凯蒂说,“爸爸说你都晚了半个钟头了,叫你马上来。”

“我可没想着做啥早饭,”南希说,“让我睡醒了再说。”

“你肯定喝醉了,”杰森说,“爸爸说你喝醉了。是不是,南希?”

“谁说我喝醉了?”南希说,“我得先睡够了觉,可顾不上想什么早饭的事儿。”

于是,我们放下石头,掉头回家,南希很晚才到,连我上学都给耽误了。所以我们总觉得她私底下在偷偷喝酒。那天她被人抓起来,送到监狱里,半路还撞见了斯托瓦尔先生 ——一名银行出纳,也是浸礼会的执事。

“嘿,白人,”南希开口说,“你啥时候付我钱?到底啥时候?你这白人,都三次了,你一分钱都没给呢…… ”斯托瓦尔先生一拳将她打倒在地,可她仍不住嘴,“你啥时候付我钱呀,白人,都三次…… ”斯托瓦尔先生上去又是一脚,鞋跟直直踹在她嘴上。警官上前拉住先生,南希躺在大街上,一个劲儿地发笑。她转过头,啐掉嘴里的血沫与碎牙,说道:“他已经有足足三次没给过一分钱了。”

南希就这样丢了几颗牙。一整天,全镇上下在谈论她和斯托瓦尔先生;一整夜,路过监狱的人都能听见她又是唱歌又是号叫。大伙儿看见她两手扒着窗上的铁栏,不少人都在篱墙前驻足停留,边听她嚷嚷,边听牢里的看守如何想方设法堵上她的嘴。南希一直扯着嗓子喊到天亮,刚一停下,看守便听到楼上传来碰撞声和刮擦声,他上楼一看,发现南希挂在窗栏上吊了。那看守说,这不是酒的缘故,而是可卡因,因为黑鬼除非满肚子可卡因,是绝不会上吊的,而一个黑鬼要是满肚子可卡因,他也就不再是一个黑鬼了。

看守割断绳子将南希放下,让她清醒过来,紧接着就是一顿毒打鞭抽。当时,她脱下自己的衣服,牢牢系在铁栏杆上,但她被人逮着的时候身上没穿别的,所以上吊时找不着东西绑手,结果那双手拉着窗架死活不肯撒开,看守这才听见了动静,赶到牢房 ——只见她赤条条地吊在窗户上,肚子微微隆起,像只小气球似的。

后来,迪尔西病倒了,在家休养期间,由南希来做饭。我们都看得出来她腰间的围裙鼓鼓的。耶苏待在厨房里(那当儿爸爸还没下禁令),坐在炉子后面,黑脸上的刀疤像条肮脏的细带,他说南希的衣裳下面塞了个西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