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司汤达的真名实姓是亨利·贝尔，一七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生，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去世。他生在法兰西东南靠近意大利的一个重要省会格勒诺布尔。虽然有四十多年活在十九世纪，虽然参加了浪漫主义运动，而且在法兰西是最早、最激烈的战斗员，但是他的基本精神，却属于十八世纪战斗的唯物论的文学传统。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的大师们，才是他的真正师承。

他曾经告诉一位英吉利朋友：

世上只有两种真正的科学：

“一：认识人们行动的动机的科学。你一认识人们行动的真正动机，你就能设法促使他们完成结局对你是幸福的行动。在一八二二年，人们谈起他们行动的真正动机，几乎是永远在撒谎。对于一个年轻人最有用的科学、证明他在二十岁上最有才情的科学，就是戳破这类谎话的科学。真正的政治只是使甲先生不在像害乙先生的行动之上建立他的行动的方法而已。有一本书，题目应当是：发现人们行动的真正动机的方法。这本书就是爱尔维修的《精神论》。”

“二：第二种有用的科学，就是逻辑，或者是我们走向幸福而不发生错误的方法。”

这第二本书，他告诉他的朋友，就是德·特拉西的《观念学》。

对于司汤达，追求快乐是人生终极的目的，同时，也是可以追求到的。他从他的唯物观点出发，认为宇宙不是一个谜，只要我们肯去认识，而又掌握得住认识的科学或者方法，永远尊重事实，真理或者幸福在最后是可以找得到的。他说：“彻底认识人，正确批判事物，这样，就是向幸福迈进了一大步。”有这种唯物论的基本精神做他的依据，司汤达的思想，无论是表现在生活上的，或者是著述上的，显然就具备着高度进步的倾向。这是他和他的同代作家最不相同的一点：他从写作生涯一开始，就是挑衅的、战斗的。活着比他声誉高，然而比他年轻的大作家，例如雨果，一开始是保王党、天主教徒，同时在写作风格上是描写的、抒情的；又如巴尔扎克，虽然对司汤达曾经表示衷心的钦佩，然而是右倾的，在政治思想上反而不如雨果能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司汤达在小说家之外，还是批评家、游记家、自传家，然而即使是写游记，他也从来不是描写的；即使是写自传，他也从来不是抒情的；显然他是那样敏感，而且感情那样容易激动。他不仅敢于在他的游记或者小说中攻击教会、教皇本人，而且还在教皇辖地，即使分析自己，他也永远是坦白从事、绝不客气。

他的爱憎是分明的。高尔基很早就肯定了他的倾向性：“我读司汤达的长篇小说，是在学会了憎恨许多东西之后，他那沉静的语言、怀疑的嘲笑，大大地坚定了我的憎恨。”

司汤达活着的时候，在文学事业和社会活动上，都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重视。他活在一个和他格格不入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政治上是复辟的王朝，在文学上是浪漫主义的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并驾齐驱的时代。列宁曾经这样肯定十八世纪末叶法兰西唯物主义者的战斗作用并指出：

“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叶在法兰西发生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机关与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时期，唯物主义成了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的学说，仇视迷信和虚伪习气等等。因此，民主派的仇敌就极力企图‘驳倒’、摧毁、诬蔑唯物主义，而拥护那些归根到底总是辩护宗教或维持宗教的哲学唯心主义派别。”

我们可以想见，到了十九世纪波旁王朝复辟期间，“民主派的仇敌”变本加厉，何等猖狂。夏多布里昂用富丽的词句歌颂天主和神秘，在罗马做大使；德·麦斯特，在更远的莫斯科做大使，发表极端荒谬的言论，要全世界统一在一个教皇之下、一个国王之下，而且“无论如何，不应协助将知识普及于下层人民。”司汤达拒绝看夏多布里昂的杰作《阿达拉》，预言到一九一三年，就要没有人读他的书。至于德·麦斯特，司汤达干脆骂他是坏蛋，不然也是懦夫，从第一页起就在撒谎。然而像司汤达这样一个在巴黎以卖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苟全性命于意大利的小领事，除去忿懑、郁怒，实际上是孤独无力的。他给我们留下十四篇遗嘱，这就是说，他当时起过十四回自杀的念头。一八二八年四篇，一八三二年两篇，一八三四年一篇，一八三五年四篇，一八三六年、一八三七年和一八四年各一篇。尽管绝望，他还是没有自杀。他永远和唯我主义者的“我”斗争着。他永远在和丑恶的现实，在和造成这个现实的不合理的制度战斗着。在他几次想到自杀的这些寂寞、悠长的岁月里，他写着他的杰作，他发表了他的部分写作，不多的读者在读他，最后，他得到了巴尔扎克的赞扬，说他是“观念文学最卓越的大师之一”。他写信给巴尔扎克表示感谢，说：“我梦想在一八六年或者一八八年左右，我也许要得到若干成功。”他对自己的期许，和他某些其他预言一样，历史证明他不但不狂妄，反而完全正确。他深信未来属于他，属于《高老头》的伟大作者，而不属于那些扬扬得意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一种不屈不挠、乐观而清醒的战斗精神是他的生命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