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飞机降落在关岛。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我抱着德小小的尸体，感觉越来越重，但绝不能把他放在肮脏的停机坪地上。很快，来了一辆运尸体的绿色救护车。我将德放到担架上，医护人员用一条白布单盖住他，接着设法松开邦抱着灵的双手，也用白布单盖住了灵。母子俩被抬上了救护车。我哭了，但哭得远不如邦，看他的阵势，像要将一生积攒的泪水哭干。卡车将我们拉往阿桑军营。一路上，邦和我仍不住落泪。托将军的福，我们得以住进了军营的营房，后来的人则住帐篷。两相比较，我们的居住条件已算奢侈。那天下午、第二天一整天，邦躺在架子床上一动不动。电视在播放西贡撤离，他一眼没看，一句没听。他也不会记得在这个临时难民城的营房、帐篷里，数千名难民像参加一场葬礼，哭声震天，葬下了他们的国家：才活过二十一个年头，就像很多人一样，年纪轻轻便丢了性命。

我、将军家人和另外一百人在营房里看电视。电视画面令人难堪：一架架直升机降落在西贡城一座座屋顶上，将难民送往航空母舰甲板。第二天，电视播放越共分子的坦克碾过独立宫大门，他们的军队在独立宫顶升起民族解放阵线(1)旗帜。溃败画面越来越多，越南共和国临终前的种种，像钙化物，越积越多，在我记忆管道里形成厚厚硬层，晚饭时发生的事情又加厚了一层。晚饭吃烤鸡肉和四季豆。在难民中许多人觉得一股怪味，哪能人吃。也只有孩子们还有胃口。难过的是，用完餐，还得排队将盘碟放进清洗机。他们真的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成年公民，真的沦落为没有祖国而要由美国人保护的难民。将军没碰四季豆，直接倒进了泔水桶。他看着我，说道：“上尉，我的人民需要我。我要到他们中间去，给他们鼓气。走。”“好的，将军。”我答道。说实话，人民是否需要他，他是否能鼓起人民士气，我不乐观。他这么做可能带来什么后果，我也没想过。军人被训练成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凌虐，因此，上司向他们训话鼓气，即便是大粪，也尽可随心所欲泼洒。问题是，我们忘了，这里的难民绝大多数可是平民。

回想起来，我没穿沾有灵的血的军装，实在运气。之前，我脱了它，换上了从背包里翻出来的格子棉布衬衣和斜纹棉布长裤。将军在西贡机场丢了行李，只得穿着领上缀有将星的制服。营房外，帐篷城里，没几个人凭脸认识将军。他们只认他的制服、衔级。他向平民打招呼，询问他们的生活。平民们缄默不语，一脸愠色。将军眉头微蹙，欲笑又止。我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他很困惑。我们沿帐篷间土路走着，平民们瞪着我们，没人说话。每往前一步，我的不安便增多一分。走了不到百米，将军遭遇了第一波攻击。一只小巧精致的拖鞋从一侧飞了过来，砸中了将军的太阳穴。将军怔住了。我也怔住了。一个老妇人嘶哑地喊着：“瞧瞧这个英雄呀！”我们往左边一踅身，便见一个黑影，一个我们束手无策的黑影——一个上年纪的妇女——愤怒地冲了过来。我们既不能出手将她打倒在地，又避闪不及。“我的丈夫在哪？”她光着脚，手里攥着另一只拖鞋，尖声质问。“他没在这里，你为什么在这里？我的丈夫在用生命保护国家，难道你不应该跟他一样，用生命保卫国家吗？”

她照着将军下巴啪地抽了一拖鞋。一大群女人，老的，少的，身强的，体弱的，拿着伞、手杖、鞋子、帽子，从四面八方围拢上来。“我的儿子在哪？”“我的父亲在哪？”“我的兄弟在哪？”愤怒的女人们狠劲打着将军，或撕扯将军衣服，或挠抓将军皮肉。将军左闪右躲，扬起手将头护住。我也遭殃，挨了几下飞来的鞋子，挡了几次打来的手杖和伞。我这边拼命护住将军，她们那边不断涌上。在一波波攻击下，将军招架不住，跪倒在地。她们如此愤怒，几乎没错。要知道，就在前天，总理还通过广播，慷慨激昂呼吁军人和平民拼死奋战到最后一人哩。他可是空军元帅，除了尚虚荣、好贪腐同于总统外，不应该和总统混为一谈。但是，做完气势如虹的广播演说，他旋即乘直升机逃之夭夭。不过，此刻用他来为将军辩护，毫无用处。向她们解释，将军领导秘密警察而非军队，也无济于事。何况，后面这事几乎不能为他赢得平民的好感。她们只管叫骂，哪会听什么解释辩解。我从挡在我与将军之间的女人中间拨出一条路来，用身体当肉盾将他护住。挨了不少抓挠、抽打、唾沫后，我终于带着将军突围出来。“快走！”我在将军耳旁喊道，选准一个方向，推着他逃了出去。这可是连着第二天逃命了。好在帐篷城里其他人没采取行动，只是鄙夷地瞪着我俩，大声骂着：“草包！无赖！胆小鬼！杂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