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到日本 （第3/8页）

但现在那个女人正懒洋洋地把头靠在那个叫她名字的男人的肩膀上，他们不会愿意被打扰。

这个想法让格丽塔坐了下来。因为没有椅子，她就坐在地板上。她想了点事情。她想到跟着彼得去参加工程师聚会时，气氛很愉快，尽管谈话很乏味。那是因为每个人的重要性都很确定很清楚，至少当时如此。而在这里没有人是安全的。人们可能会有隐秘的评论，甚至针对那些大家熟知的已有作品问世的人。无论你是谁，都会被这里机敏伶俐或紧张不安的气氛所笼罩。

而在这里，她刚才还迫切地渴望随便什么人能像扔给狗一根啃过的骨头一样扔给她一个交谈的机会。

想出了解释不愉快的理论之后，她感到松了一口气，不再那么介意有没有人和她说话了。她脱下鞋子，感到轻松极了。她背靠墙坐着，伸出两条腿，对着人较少的一个聊天圈子。她不想不小心把饮料洒在地毯上，于是匆匆喝干了。

一个男人站在她身边看着她。他说：“你是怎么来的？”

她可怜他鞋底厚重的粗笨的脚。她可怜所有不得不站着的人。

她说她受到了邀请。

“是的。但你是开车来的吗？”

“我是走来的。”但这并不是全部，很快她就说出了其余过程。

“我先乘公车，然后走路。”

刚才在那个特别的圈子里的一个男人现在来到那个鞋底厚重的男人身后。他说：“真是个好主意。”他居然看上去准备和她说话。

第一个男人不太喜欢这个人。他捡起格丽塔的鞋，但她拒绝穿上，解释说鞋让她的脚很疼。

“拿上你的鞋。不然我就拿着了。你能站起来吗？”

她期待那个更加重要的人来搀扶她，但他走开了。现在她想起来他写过什么了。一个关于杜霍波尔派的戏剧，剧本引发了强烈的争议，因为那些杜霍波尔派教徒需要裸体出现在舞台上。当然他们不是真的杜霍波尔派教徒，只是演员。而且他们终究没有被允许裸体登台。

她试图对搀她起来的那个男人解释这些，但他显然不感兴趣。她问他写过什么。他说他不是那种作家，他是个记者。带着儿子女儿，也就是房子主人的外孙和外孙女，一起来做客。他们——孩子们——一直在端送饮料。

“真要命，”他说，指的是饮料，“不该给人喝这种东西。”

现在他们来到了外面。她穿着长筒袜走过草坪，差点儿踩到一个水坑。

“有人在那边吐过。”她对陪在她身边的人说。

“确实。”他说，然后让她坐进一辆车。室外的空气改变了她的情绪，原本是一种不安的兴奋，现在几乎是尴尬，甚至羞愧。

“北温哥华。”他说。她一定告诉了他。“可以了吗？我们走了。狮门桥。”

她希望他不会问她来聚会做什么。如果她必须说出她是诗人，那么她现在的状态，她过度的放任，就会被看作诗人令人生厌的典型表现。天还没黑透，但已经是傍晚。他们似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先沿着海边，然后越过一座桥。巴拉德街大桥。然后车辆更多了，她不停地睁开眼看车窗外闪过的树，而后又不自觉地合上眼睛。车停下来时她知道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已经到家了。确切地说，不可能到她家了。

他们头顶的大树枝繁叶茂。你没法看到天上的星星。但有些星光映在了水面上，在星星所在的位置和城市灯光的倒影之间。

“就这么坐着细细地想。”他说。

她被这个词迷住了。

“细细地想。”

“比如，你会怎样走进家里。你能表现出端庄的样子吗？别表现得过了。或者漫不经心的样子？我猜你有丈夫。”

“首先我要感谢你开车送我回家，”她说，“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的名字。”

他说他已经告诉过她了。也许说过两次了。但好吧，再说一次。哈里斯·班内特。班内特。他是举办聚会的那家人的女婿。那几个是他的孩子，就是端饮料的那几个。他们从多伦多来做客。她满意吗？

“他们有妈妈吗？”

“有。但她在医院里。”

“抱歉。”

“没必要。那家医院不错。是治疗精神问题的。或者可以说情绪问题。”

她急忙告诉他她丈夫叫彼得，是个工程师，他们有个女儿，叫凯蒂。

“哦，那真不错。”他说，然后开始倒车。

在狮门桥上他说：“请原谅我刚才说话的语气。我在想应不应该吻你，结论是不应该。”

她以为他在说她身上有某种东西使得她不值得被吻。这种屈辱就像被狠狠扇了一记耳光，把她彻底打醒了。

“下了桥以后我们直接上滨海大道吗？”他接着说，“我就靠你指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