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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心跳加速，脸色也变了：“好啊，那你去找她吧！”

“我可以找个人来给你做事。法官，爱丽·卡朋特可以接替我的工作。”

“爱丽·卡朋特！你非常清楚她是个呆头呆脑的家伙！”

“那么，那个不中用的舍尔曼如何？”

“舍尔曼不是仆人。”

“哼，那你说他是什么人？”

“不是专门做仆人工作的。”

“现在有个女士可以替我缴政府税，还会给我每周四十块钱，外加周末两天休息。”

法官火气更大了。早年一个仆人只要付给每周三块钱就是很高的工资了。但是现在年年仆人的工资在上涨，现在法官每周付给维利丽三十美元，他听说训练有素的仆人可以一周拿到三十五美元甚至四十美元。即便如此，现在找仆人也是难上加难。他一直对仆人都很随和，而且他也一直都相信人道主义——但是那他就该同意给这么高的工资吗？但是他只想求个太平和舒服，于是他试着做些让步：“你的政府的税我来付吧。”

“我不相信你。”维利丽说。法官第一次发现维利丽其实是一个很凶悍的女人。她的声音不再是唯唯诺诺，而是非常彪悍。“那位女士会帮我付政府的税，还给我一周四十块钱……”

“好啦！你去找她吧！”

“现在吗？”

法官很少会对仆人们提高嗓门说话，但是今天他吼起来：“没错，现在！你走了我才高兴呢！”

维利丽心中很气，但是她没有说话。她气得布满皱纹的紫色嘴唇直哆嗦。她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戴上插着粉色玫瑰花的帽子。她一眼也没看工作了十五年的厨房，也没跟法官说句再见，踩着沉重的步子，从后门走了。

房间里静极了，法官很害怕。他害怕把他一个人丢在屋子里他会中风。杰斯特到下午放学才会回家，他不能一个人待在屋子里。他记得杰斯特小时候总是在黑夜里大叫“来人啊，来人啊！”现在法官自己也想这么大叫。现在屋子里完全一片寂静，他才意识到有点儿声音对自己是多么重要。他去了法院的广场去寻找一个新仆人，但是时过境迁，没有黑人再在这里等着被雇用。他问了碰到的三个黑人，但她们都已经有主人，她们看他的表情就像他神经出了差错。于是他去了理发店，剪了头发，洗了头，刮了脸，为了打发时间，他还修了指甲。然后在理发店实在没什么事可干了，他就去泰勒旅馆的“绿厅”消磨时光。他在“板球茶坊”花了两个小时吃午饭，然后起身去马龙的药店看看他。

没有个落脚的地方，他心情抑郁，法官就这么混了三天。因为他害怕一个人在家，他就经常去米兰街的泰勒旅馆的“绿厅”，或者去理发店，或者坐在法院广场一张白椅子上。到了晚饭时间，他给自己和杰斯特烤牛排，杰斯特洗碗。

由于生活中一直有仆人服侍，他从来没有想过去介绍所找人。房子越来越脏，这种糟糕的状况还得持续多久？他有些不知所措。有一天他来到药店请求马龙，问他是否可以请马龙太太帮忙找一个仆人。马龙一口答应去跟他太太说。

在一月的日子里，天空下的一切都呈现出亮丽的湛蓝和金黄的颜色，显出温暖的景象。其实这只是春天的假象。马龙因为天气的变化恢复了些生气，他想自己身体好些了，于是计划一场旅行。他决定独自一个人偷偷地去趟约翰·霍普金医院。当海登医生第一次告诉他得了绝症时，说他可以最多再活一年或十五个月。现在已经差不多十个月了。他感觉好了很多，怀疑是不是所有米兰的医生都给他诊断错了。他跟妻子说自己要去亚特兰大出席一个药物学大会。就这样他骗过妻子，踏上了北上的旅途，他心里很是得意，甚是愉悦。怀着点儿内疚和不顾一切的心态，他坐上豪华列车。为了在休息室里打发时光，他点了两杯饭前威士忌，虽然看到菜单里有特色菜牛肝，他还是点了一盘海鲜。

第二天到了巴尔的摩，下着雨，马龙站在接待室里感到又冷又潮湿。他跟接待护士说明自己的要求：“我想要你们医院最好的大夫给我诊断，在我家乡所有那些医生都很落伍，我不相信他们。”

然后他就开始已经熟悉的各种检查，等着片子和化验结果，而诊断结果依然如故。马龙气得难受，坐了普通的汽车回到米兰。

第二天他去了赫尔曼的店铺，砰的一声马龙把他的手表扔到柜台上。“这只表每个星期都差不多慢两分钟，”他气哼哼地对珠宝商说，“我要我的表和火车时刻表那样精准。”在他等死的这段日子里，马龙对时间有种着魔般的关注。他总是找赫尔曼的碴，抱怨他的表不是慢两分钟就是快三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