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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义务，这些捐精人可都是被强制体检的吧。至少他们的健康还是有保证的吧。”波留说。

“是的，再怎么说，对每个人的健康诊断还是没有问题的。”贵子回答。

“那个人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不知道那个人的兄弟姐妹、父母、祖父母中是否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症的患者。”波留在心里小声嘀咕着。

没有病历、没有记录，最重要的半田院长也已去世，所以是不可能找到捐精人的了。最终，谈话归结到了这个论断上。

“您还知道其他员工的联系方式吗？”树里似乎觉得自己想到了一个妙招，一脸兴奋地问。

“我只知道两个人的。一个到现在还互寄新年贺卡，但我估计很难从她那儿得到比今天更多的信息，她比我更早离开诊所；还有一个比我晚进入诊所，后来是一起离职的。”

“那您还记得比您先来的护士长，或是员工主任这些人的名字吗？”波留紧咬不放。

“有个叫佐藤惠子的是当时的护士长，经常配合半田院长的行动。其他的只记得昵称了，真名有些记不清了……”

“那位佐藤女士，当时住在轻井泽吗？”

“不好意思，诊所当时并不是个气氛融洽和睦的工作场所，所以也很少谈起住处、经历什么的……”贵子依然低垂着双眼。

“不是有个现在还互寄新年贺卡的朋友吗？”弹温柔地提醒了一句。

“嗯，怎么说呢，也许当年半田院长的考虑是做着那样的工作，不想让同事之间的关系搞得太亲密。可正因为这样，大家就更想和其他人聊点什么了……我和那个叫结城静的朋友年龄相仿，在休息日时还一起结伴吃个饭什么的。”

“你们都聊什么呢，是捐精人和患者的事吗？”

“是，因为和别的朋友不能说，诊所有保守秘密的义务。”

“你们是说些‘在有名的银行总部工作却不带名片出门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事来嘲笑一番吗？”话一出口，波留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又过于尖厉了。

“不是那样的！”贵子抬起头，直视着波留断然说道，“我们会讨论如果结婚后生不了孩子该怎么办？因为我们都还单身，所以会这么想。我们觉得生不了孩子的原因是在于自己还是在于丈夫，心情和处理办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在诊所工作后，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些想法。”

贵子一口气说完这些，一言不发地盯着波留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挨个看了另外两人一眼，静静地加了几句：“诊所在管理和规定上越来越马虎草率，院长身上的确也存在外界热议的拜金主义。可是，尽管这样，诊所里还是有一种让人自发地严肃认真对待生育孩子的气氛，这是因为无论是院长，还是参与诊所成立的其他人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他们都坚信生命和生育的平等性。”

“对于刚才您说的那个问题，您的答案是？”树里向前探了探身问。

“静说她理解前来诊所的女人们的心情，她的梦想是结婚后有一大家子人一起生活。我和她不一样，我不想为了生个孩子搞到要借助陌生人的地步。我们讨论说，不能说和父母任何一方都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就不是亲人，夫妻是一家人，收养来的孩子也是一家人。我们倒也不都是说这类话题，不过还是经常提到的。虽说当时连结婚对象都没有，说起这些来依然热情高涨。”

“那……”树里欲言又止，贵子朝她看了看，接着说了下去。

“神奇的是，我们的情况正好反过来了，我结婚后很快就怀了孕，所以才从诊所辞了职。现在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在东京工作，最小的还在身边。比我早些时候结婚辞职的静，后来生不了孩子，但她连不孕治疗都没做。贺年卡上也只有他们夫妻的名字，说不定她还记得年轻时热血沸腾的话语。或许她想通过贺年卡告诉我，当年我说的话是对的。”

大家陷入了沉寂中。大门口的铃铛响了起来，一群年轻女子鱼贯而入，每个人都抱着购物袋，大声说笑着坐到了桌边。

“您能告诉我们结城静女士的地址吗？”开口的是树里。

“我先跟她打个招呼，再告诉你们。很抱歉，因为现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就请您多多帮忙啦！”弹低头致谢，而后看向树里和波留，催促她们动身。

三人在茶馆前和贵子分了手，走向车站的途中谁都没有吭声。在通往检票口的自动扶梯上，站在前面的弹回过头来问波留：“你是在想还是放弃为好吧？”

“不是。”波留回答说，“我越发想和野谷光太郎合作了。”

这是实话。波留认为如果完全相信贵子的话，那么现在看来寻找捐精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见到了那个叫结城静的女人，也不会比今天有更多的收获。而那个到处都有同名者的原护士长佐藤惠子，看来凭他们几个人，即使是依靠侦探事务所也不可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