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后记（第2/3页）

有时仅是一字之差，意趣大变，甚至谬之千里，所以需要认真琢磨。德罗戈起初觉得来日方长，所以认为不必“匆忙决断”，似比原译的“匆忙行事”更为贴切。城堡那个哨兵等待拉扎里回答口令时，被冷酷的中士监督，他感到再等下去似乎就“太轻率了”，同原译“不够慎重”意思差别不大，但用肯定词比否定词似乎更能显出他的焦虑。少校称赞他的学生一枪击中拉扎里时说莫雷托“绝不会失手”，比原译的“绝不会错”更能体现他的沾沾自喜和冷酷。德罗戈多年后体力尚好，能骑马，但“严重的是”，他没有那种愿望了。原译的“重要的是”意思不错，但意趣不同。书面作品不同于当面交谈，语气需要用感叹词来体现，翻译时稍不注意就会造成欠缺。十二章写到德罗戈和特隆克看到北方荒原的黑影时，后者说不是毛絮，德罗戈马上问：“这么说来可能是什么呢？”原译没有“呢”字，但加上之后更可显出他的语气和他的急切和疑惑。德罗戈为调回城市去找那个将军，后者谈的却是城堡应该裁员。他问德罗戈，城堡的人“关于这一点”会说什么。德罗戈心不在焉，反问“关于什么”，将军的回答是：“就是我们正在谈的事啊！”原译没有最后的“啊”字，但有了这个字后，将军的口气更明显，他那副不可一世的官僚面孔暴露无遗。像这样一些不甚明显的字词，一不小心就会造成错失，使原作蒙受损伤。这次校对后又对中文审读了一遍即发走，编辑赵波先生数次来电，询问个别字句。于是再次审读，又发现了一些错误和可以改进的地方。最后这次审读时，更多地是以读者的眼光去阅读译文的，因此更能发现问题。翻译和一切文字工作一样，可以反复修改，没有止境，即使这样，错误和不妥之处依然难免，只好等待方家指教并请读者见谅了。

《鞑靼人沙漠》用平平常常的语言叙述了德罗戈的悲剧，故事十分简单，没有迂回曲折的情节，读起来甚至有些沉闷。他抱着希望来到城堡，遇到的却是无边的沉闷和孤寂，年轻时好像时间流逝很慢，老年期却突然来临，幻想尚未放弃，死神却已站在眼前。他耗费生命，期待某种事情发生，却一直是白白等待。希望，或者说信念是他的精神支柱，但信念与努力在荒诞的现实面前轻飘无力，他只能在希望就在眼前时结束自己的性命，了无痕迹。这是作家对人的生存的思考，这种思考是从字里行间反映出来的，翻译时也需在字里行间把这种思考反映出来。德罗戈最后被逼离开城堡来到那个不知名的小旅店，这就是他的最后时刻。在楼下悦耳的歌声中，他“用尽全身心的力气”，“用力冲向那扇黑色的大门”，“两扇门好像不必推就自己打开了”。读者从这些字句中会对德罗戈是怎么死的得出自己的结论，对作家讲的这个在希望就要实现之际被逼撤退后默默结束性命的故事会有自己的体味，现实的荒唐，命运的无常，难免会涌上心头，跟着作家对人生进行一番思考，波澜不惊的故事也可惊心动魄。译文如果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就谢天谢地了。

如前所述，翻译是一种让人事后后悔不迭的工作，这就需要认真、谨慎，反复打磨，精雕细刻，要能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不能急于求成，大而化之。但只有这样的态度还不够，尚需译者有灵敏的语感，有语言分析的能力、逻辑分析的能力、理解和联想的能力、审美判断的能力和表达的能力。只有对原作有了透彻的理解，深切的体会，才能做到信，达和雅就需要灵活的母语表达能力了。要做到信，也不仅只靠语感和理解力，还需对原作所反映的那个社会有深入的了解。即使如此，也还有些东西让人莫衷一是，因为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语境、两种不同的文化。刘姥姥在荣国府吃个母猪不抬头，是能吃一头母猪，还是像母猪一样吃起来不抬头？外国人翻译难免莫衷一是或者出错。陕西有肉夹馍，明明是馍夹肉，外国人也会莫名其妙。人行横道红灯时，南京人说：“不好走。”北方小伙说：“好好的路，怎么不好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实，最难的大部分是陕西道。同一个国家还有这样的误会和模棱两可，何况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之间？意文centro（中心）这个词不难理解，处理拉扎里的尸体时，中士看透了少校的冷酷，有一句内心的感叹。原文只有这个名词加个形容词magnfico，没有动词。原译为“真是个好靶子”，校对时改为“不偏不倚，正中靶心”。将centro理解为靶子似也不错，但这是一句不满之词，讽刺这是少校教出的好射手的“杰作”，一枪射杀，正中命门，显然改后的句子更符合原作的意蕴。罗马东北约百公里处有个城市叫里耶蒂，市内一广场有一个半米高、直径一米多的花岗石圆台，上面刻有意大利地图，旁边墙上大理石板写有各种文字，第一行是Centro d’Italia，英文是Centre of Italy，中文是“义大利中部”。意大利因种种原因分为南、北方和中部三个地区，因此，中文翻译似乎不错。其实大错，应该是意大利的中心点，准确术语是“意大利大地原点”或“意大利大地基准点”，就像我国陕西泾阳县永乐镇石际寺村的那个标志。一个简单又常见的centro也会造成牛奶路一样的错译，翻译时确实陷阱遍布。意大利还有“Ho presente”这样的句子，Ho是“我有……”，presente作为名词是“现在、在场者”，形容词是“现在的、出场的”。这个句子显然不合语法，无法理解。但人家就这样讲，就这样写，已经约定俗成，其意思是“我知道”。因此，翻译不只靠理解力，还要有广泛的知识，对原作所描写的社会及其风俗习惯、人情世故、村言俚语等等相当熟悉才行。理解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表达，译者需要谨言慎行，把握分寸，拿捏准确，只有能够在两种文字间游走自如，才能将原作者要表达的东西完整准确地反映出来，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这说起来似乎不难，实际并非如此。因为翻译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查字典、了解原作、剖析内容、了解作者、研究背景、查阅参考材料，然后才好下笔。开始翻译后也不可能势如破竹，一泻千里，总会有些地方被卡住，一个词、一句话，左也不是，右也不好，踟蹰不前，一筹莫展，大费周章。译好之后也不是马上可以交稿了事，需要反复修改润色。这次校对《鞑靼人沙漠》时，每天睡觉前都要默想一遍：今天校过的哪些地方尚有不妥需要改进？一天晚上，突然想到，是不是将原文中的compagno译成了“同志”或“战友”？因为这个词太常见了，很容易不过脑子译为“同志”。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之间互称compagno，显然与我们常说的“同志”不能等同，汉语中的战友一词也有很强烈的色彩，翻译时必须慎重考虑。次日起床后只好仔细查找，根据不同的场景，分别改为“同伴”或“同事”。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要十个人翻译会有十种结果，百人翻译百种结果，完全相同绝不可能，总有差别，各有千秋，要成为公认的最好的一个，绝非易事。“事因经过始知难”，这次翻译、修改《鞑靼人沙漠》后，对陆游的这一感叹更有了深刻的体会。有些人觉得，好像写作高于翻译，前者是自己创作，是白纸上写出黑字，是“无中生有”，而翻译则是把别人已经创造出的东西“移”过来，只能算“模仿”，评职称时翻译作品就不被视为成果，只有论文才算数。无中生有的创作确实很难，但是，要表达别人的思想而不是自己思想的翻译工作也不易，甚至难上加难，因为你不能按自己的思路随心所欲地表达，只能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原作者的创造物，有如戴着脚镣跳舞。这首先需要与原作者进行复杂的交流，心有灵犀一点通，然后才能在理解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翻译虽然可以称为模仿，但这种模仿必须传神，不是一个词、一个句子照字典的解释移过来即可，而是先把原作“化”为自己的东西，这个过程不是物理的、机械的过程，而是思维转化的复杂过程，不然就会把罗丹的《思想者》“模仿”成一个打瞌睡的家伙，蒙娜丽莎的永恒微笑成为乱飞的媚眼，那就成了失败的“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