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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熊旗餐厅的姑娘们而言，一年中最忙的时间当数沙丁鱼大丰收的三月。这不仅是因为银色的沙丁鱼数以百万计地游动，钞票流通得也同样奔放，还因为旧金山要塞来了一支新团，初来乍到的士兵总会四处寻芳，过一阵子才会安生下来。在这段日子里，朵拉正好人手不够：伊娃放假去东圣路易斯了，菲莉斯·梅在圣克鲁斯从过山车上下来时磕断了腿，艾尔西则做起了连续九天的天主教祷告，根本无心工作。沙丁鱼船队的男人们口袋里装满了钱，一个下午都在她店里进进出出。他们天黑后才出海，一整夜都在忙着捕鱼，所以每天下午必须找点儿乐子才行。傍晚时，新兵团的军人从山上下来，在店里四处站着，拨弄点唱机，喝着可口可乐，打量并挑选即将付钱享受的姑娘。朵拉在税务方面遇到了点儿麻烦，因为她所面对的是这样一种滑稽的难题：当局说她做的生意不合法，可又要求她为这不合法的生意交税。除此之外，也不能忘了平时的常客，那些已经光顾多年的老主顾：采石场的工人，农场的骑马人，走前门的铁路工人，溜后门的市政府雇员和有名有势的生意人。后面两种人总是沿小路过来，店里有专门为他们而设的小房间，铺着印花布，作为等候室。

总之，那是糟透了的一个月，就在这一切的正中央，流感又爆发了，蔓延了整个城镇。圣卡洛斯酒店的塔尔波特太太和她女儿都染上了，然后是汤姆·沃克，本杰明·皮博迪和他老婆，了不起的玛利亚·安东尼娅，还有格劳斯一家人。

蒙特利的医生平时人手还算足够，足以应付小病小灾和神经官能症，到这时候都忙得团团转。病人的数量多得让他们应接不暇，其中有好多平时没钱付账单，但却有钱看病的客户。罐头厂街的住客比其他地方的人都要结实得多，染上流感的时间也晚，但最后还是未能幸免。学校都停了课，没有哪家没有发高烧的孩子和同样生病的大人。这次的流感不像一九一七年那么致命，但却有更多的孩子发展成乳突炎。城里所有的医生都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而罐头厂街在金融风险方面又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西部生物实验室的医生没有医生执照，但罐头厂街所有人都去找他看病，这并不是他的错。回过神来，他已经在棚屋之间四处奔波，给人量体温、发药，四处借送被褥，甚至还要把一家的食物分给另一家。各家的母亲躺在床上，用发红的眼睛望着医生，一边感谢他，一边把照顾孩子康复的任务都全权交到了他手里。如果有他无法控制的病情，医生就给本地的医生打电话，有时对方也会亲自来看看是否有紧急情况。对于病人的家人来说，一切情况都是紧急情况。医生没时间睡觉，全靠啤酒和沙丁鱼罐头撑着。他去李忠店里买啤酒，正好碰见了去买指甲刀的朵拉。

“你看起来累坏了。”朵拉说。

“我确实累坏了，”医生承认道，“我有一周没怎么睡过觉了。”

“我知道，”朵拉说，“听说情况很糟糕。时间也赶得不好。”

“嗯，暂时还没有死者，”医生说，“不过有些孩子病得很重。兰塞尔家的孩子全都得了乳突炎。”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地方吗？”朵拉问。

医生说：“你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吓坏了，觉得特别无助。比如兰塞尔一家——他们怕得要命，不敢自己待着。如果你和姑娘们能陪他们坐一会儿就好了。”

朵拉的心有时软得像老鼠的肚子，有时又和金刚砂一样坚硬。她回到熊旗餐厅，开始组织相应的服务。这段时间她过得也很不容易，但她还是做到了。希腊厨师用十加仑的大锅煮了浓汤，不停地加水加料，让汤总是满满一锅，总是那么浓郁。姑娘们努力一边照常接客，一边轮班去陪生病的家庭，去的时候总是带上成罐的浓汤。医生四处奔忙，朵拉则不时征询他的意见，再把他的建议传达给姑娘们。与此同时，熊旗餐厅的生意蒸蒸日上。点唱机从不间断地放着音乐，捕鱼队的渔民和士兵排起了长队。姑娘们辛勤工作，抽空带着成罐的浓汤溜出后门，去兰塞尔家、麦卡锡家、费瑞亚家陪病人。陪护睡着的孩子的时候，姑娘们有时也会坐在椅子上打盹。她们工作时不再化妆，也没了这个必要。朵拉说过，她恨不得把养老院的所有老太太都拉过来。这就是熊旗餐厅的姑娘们记忆里最繁忙的一段时期。这段日子终于结束时，所有人都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