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与魔鬼订约（第6/11页）

这是令人胆战心惊的开端，亨德里克考虑到这个寻机报复和新发迹的诗人，有宣传部长做后台时，更感到了心惊肉跳。宣传部长几乎是文化界的最高权威。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那位爬上普鲁士总理宝座的空军军官，有时也会心血来潮地对国家剧院发生强烈兴趣。其实胖总理的兴趣已经很浓厚，这要归功于林登塔尔。于是，宣传部长和空军统帅（总理）两大巨人之间爆发了权限之争。亨德里克至今还没有亲眼见过这两个“半神”的真面目。但他知道，只有得到其中一个人的保护时，才能顶住另一个人的敌对行动。只有通过那位女演员才能打开通向总理的大门。他必须把林登塔尔征服。

亨德里克到达柏林工作的最初几周，萦绕他脑际的唯一念头就是引诱林登塔尔对自己垂青。没有一个女人能顶得住他宝石般的眼睛和淫笑的诱惑，因为到头来女人总还是个女人。这一次，关系到自己的整个命运。他必须施展出全部解数，把林登塔尔这座堡垒攻下来。不管她胸大，目如牛眼，不管她垂着双下巴，披着金黄色鬈发，无论她多么其貌不扬，土里土气，但对亨德里克来说，现在需要她如同需要一个女神。

亨德里克在全神贯注地战斗，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的毅力和智慧全部集中在一个目标：征服金发女郎林登塔尔，他的眼里只有她。小安格莉卡以为，亨德里克会出于报恩对她垂以青睐，实际上那只是她的一厢情愿。亨德里克在到达柏林后的最初几小时内，对她还显得亲切些。可是一经她介绍见到林登塔尔后，他眼里就没有安格莉卡了。安格莉卡只好到她那位电影导演那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而亨德里克却朝着另一个目标走去。

亨德里克是否注意到柏林的市容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可曾见到褐色和黑色制服、“卐”字旗、整队行进的青年？他听到街上、收音机里和银幕上播放的战争进行曲了吗？他注意听“元首”充满威胁和炫耀的演说了吗？他是否在报纸上读到了有关粉饰太平、掩盖暴行、撒谎欺骗及时而揭露新德国白色恐怖的报道了呢？他关心过去被他称为“朋友”的那些人的命运了吗？连他们现在在哪里他都不知道。也许他们正坐在布拉格、苏黎世或巴黎的咖啡馆里，也许他们正在集中营里受折磨，也许他们隐藏在柏林的某一阁楼间或地下室里。亨德里克认为不值得去了解这些烦人的琐碎事。“我帮不了他们的忙。”他这样在内心宽慰自己，“我自己还危在旦夕。谁知道穆克明天是否会叫人逮捕我呢？只有先保住自己，以后才能帮助别人。”

亨德里克无意中不情愿地听到了有关乌尔里希斯命运的一些传言。这个共产党演员兼煽动家，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立即遭到逮捕，经受了非常恐怖的诉讼“程序”，这些 “程序”名为“审讯”，实为严刑拷打与折磨。“这是一个曾经关在乌尔里希斯牢房隔壁的人告诉我的。”戏剧评论家伊里希压低声音战战兢兢地说。伊里希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前曾是激进左翼分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利用文学搞阶级斗争的先锋战士。现在他准备同新政权讲和。那些曾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思想或纳粹思想严重的作家，过去在伊里希博士面前被吓得簌簌发抖。而他这位觉悟最高、立场最坚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传教士，就曾给他们扣上大帽子，称他们为艺术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帮凶，批判他们，甚至扬言要清除他们。文艺界的这位红色教皇对人从不做认真的分析，以区别对待。他的准则是：不赞成我，就是反对我；不按我最终的圣旨创作的人，便是嗜血成性的资本家走狗、无产阶级的敌人、法西斯分子。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应该向我这位报纸专栏作家请教。他的尖锐的评论文章，虽然刊登在那家有影响力的资本主义金融报纸上，但却受到左派先锋分子的顶礼膜拜。当时许多交易所的报纸愿意登些马克思主义小品文，活跃一下版面。反正说点俏皮话，对谁也不会有妨碍。报纸商业版的内容一贯严肃，决不含糊，但在正经的生意人不屑一顾的栏目里，有一位红色的教皇大发雷霆，这是可以允许的。

伊里希博士发了数年雷霆，在共产主义艺术评论方面，成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权威。纳粹党上台之后，报社的犹太总编辑辞去了职务，但伊里希博士还可以留在报社工作，因为他有确凿证据，证明他的父系和母系的上辈都是“雅利安”人，而且他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他没有犹豫多久，就保证从今以后，严格按民族精神来为自己的专栏撰稿。这种严格的民族精神已充分体现在各个政治栏目里，甚至海外新闻报道栏目也有点儿“民族”味道。“我始终反对资产阶级和民主主义。”伊里希博士狡猾地说。实际上，他现在可以继续反对“反动的自由主义”，只不过他反对自由主义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