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莽撞的时刻（第4/15页）

我从床上爬起来，从我写了大半夜的书桌上拿起记事本，一边倒翻着书页寻找与克里曼有约在先的记录，一边在电话里对他说：“我不能和你一起吃午饭。”

“可我拿着它呢。我把它带来了。我很愿意让你看一下的。”

“看什么？”

“看小说的前半部分。洛诺夫的手稿。”

“我没兴趣。”

“可是，是你叫我把它带来的呀。”

“我没说过，再见。”

宾馆的便笺纸依然摆放在书桌上，两面都填满了我和艾米待在一起的那个夜晚的回忆，以及他和她之间的精彩对话，所有的这些内容都是在我从艾米家回来到我和衣入睡梦见了我妈妈之间写成的。五分钟后克里曼会再次来电，而在这间隔的五分钟里我正好把我的记录重温一遍，重温我当时是怎么和艾米谈论克里曼以及传记的。我向她保证了我会阻止他写洛诺夫的传记。我向她着重指出了洛诺夫的小说灵感并非来自他的真实生活，而是来自学者们对纳撒尼尔·霍桑的生活所做的很值得怀疑的推断。我还给了她一些钱……我重新看了一遍我的一言一行，可我无法立即确定我的全盘计划，如果那时我确实有什么计划的话。

克里曼从大堂里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怀疑会不会就是他在十一年前给我和那个评论家寄了那些死亡威胁的恐吓信。他在那时候干下了那桩事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如果真的是这样呢？如果真的是一个大学新生的狂热的恶作剧造成了我的不幸呢，如果我过去十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地点都是因为他的恶搞呢？如果这是事实就搞笑了，然而此刻我只得相信那是真的，就因为它的荒谬。我要离开繁华的都市从此再也不回去的决定是可笑的，就像我相信正是这个理查德·克里曼迫使我做出了这个决定一样可笑。

“我过会儿就下去，”我对他说，“我们一起去吃午饭。”我要粉碎你的全部野心，我要毁了你。

我会这样想是因为我必须这样。我不能仅仅谈论这件事，或仅仅把它写下来。在我告别曼哈顿回家之前，我必须控制住克里曼，如果没有节外生枝的话。控制住他是我对文学应尽的最后一份义务。

乔治怎么可能死了呢？我忍不住要反复琢磨这件事。乔治在一年前的去世使一切都显得荒诞。这件事怎么可能发生在他身上？过去十一年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怎么可能发生？永远也不要再看见乔治——永远也不要再看见任何人！我是为了那个原因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吗？我是为了这个原因做出那样的决定的吗？我是为了那场意外或那个人或那个荒谬的小事件而决定去过离群索居的生活的吗？我显得如此不可理喻，而那都是因为乔治·普林顿的去世，我甚至都不知道此事。霎那间，我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可信的理由，而乔治就是我的——我想说哪个词来着？就是影子(26)的反义词。霎那间，乔治·普林顿就代表了所有被我挥霍掉的生活。我竭尽全力从生活中撤退，直退到属于洛诺夫的山头，我放弃了五光十色的生活，在洛诺夫的山头找到了一个避风港。“这是我们的时代，”乔治对我说道，他那独特的声音带着饱满的自信在我耳边回响。“这是我们的人性。我们也不得不投身于其中。”

克里曼带我走进第六大道边上的一家咖啡馆，我们刚点好餐他就开始对我讲起乔治的追悼会。过去我习惯于有规律地调整我每天的例行公务，将每个小时都以我认为合理的方式进行安排，而现在我发现自己穿着几乎三十个小时都没有脱下来过的衣服，我还意识到我那弹力内裤里的尿垫自昨天晚上起就没有替换过。我坐在桌子前吃午饭，对面是一股决心要控制住我的难以预料的力量。是不是就因为这股力量，我才会在喝橙汁之前就已经感觉到了沉重的包袱呢？这力量在向我示威，与我的威胁和警告正相反，我不是他的对手，他就是比我有优势，我是无法控制他的，他的力量简直漫无边际。我想，犹太人是注定这个样子的。就像埃迪·康托尔(27)、杰瑞·刘易斯(28)、阿比·霍夫曼(29)、莱尼·布鲁斯(30)，等等。当一个犹太人激情饱满的时候，他是无法与任何事或任何人建立起一种平静的关系的。我会设想这种样子的人在他那一代人中几乎已经消失了，而温和讲理的比利·大卫多夫那样的人才更符合现代的标准——所以我只能认为，克里曼是现代社会里最后一个煽动者和挑衅者。我已经好久没有和他那样的人打交道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和许多事情有联系了，不仅仅是出于我对鲜活的生命力的拒绝，而且是出于我必须永远忠实于我自己，必须躲避那个被天真的读者通过我的小说虚构出来的一个虚幻的我，这是一种陈腐的苦劳，所幸我已经从它的乏味中解放出来了。因为我也曾经是一个挑衅者。乔治·普林顿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以一个挑衅者的姿态写成的，当时没有人会像他那么做。可我想，现在不会再有这种事了。不，我不是在观看一九五九年的斯蒂尔曼拳击场上乔治与阿奇·摩尔之间的对决，而是我自己在二〇〇四年的曼哈顿的一个不知名的拳击场上与一个擅出怪拳的小子进行对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