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死的肉身（第16/40页）

这需要付出努力。没有竖立纪念碑记录下那些在外冲锋陷阵的人的名字以志哀悼，并不意味着没有伤亡。不一定是大屠杀，但有很多的破坏和毁损。这不是一次建立在庄严的理论基础上的规模宏大的革命。这只是一场幼稚的、荒谬的、失去控制的、激烈的闹剧，整个社会陷于一场巨大的喧闹之中。虽然也有一点点的喜剧色彩。这是一次革命，同时像是革命结束后的场面——一大片田园风光。人们脱下内衣，大笑着四处走动。通常这充其量不过是闹剧，充满孩子气的闹剧，但却是影响十分深远的充满孩子气的闹剧；通常这只不过是旺盛精力的汹涌高涨，是人数最多力量最大的美国青年一代突然倾泻的激素。但其影响却是革命性的。从此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人们的怀疑精神，人们的愤世嫉俗，通常能使人们游离于群众运动之外的良好的政治文化意识成了十分有用的屏障。我不像其他任何人那样热情高涨，我也不想。对于我来说，我所要做的是将革命与其直接的装备分离开来，与其病理学上的饰物、修辞学上的空洞及药理学上的毒品分离开来，这一切促使人们纵身跳出窗外，借以避开危险、领会并使用革命思想，而且自言自语地说：多好的机会，多好的机遇去实践我自己的革命。为什么要束缚我自己？就是因为我碰巧出生在这一年而不是那一年这一事实吗？

比我年轻十五岁、二十岁的人们，那些拥有特权的革命的受益者，可以不知不觉地经历这场革命。这样一场充满生机的派对，这样一处混乱无序的污秽乐园，不经思考也无需思考，他们就宣称自己拥有了它，而且通常是包括一切琐碎和毫无价值的东西。但是我得思考。那时的我，还正值壮年；国家刚刚进入这一非凡的时代。我是否属于这一野蛮、邋遢、喧闹的拒绝行为、这一全面破坏以往一切禁忌的举动的候选人？我能够控制与无所顾忌的自由相对的有所约束的自由吗？人们怎样将自由转变成制度呢？

要找到这些答案需要付出很多代价。我有一个四十二岁的憎恨我的儿子。我们不需要涉及这个问题。关键是暴民们没有冲进来打开我的牢门。行为乖戾的暴民们就在这里，事已至此，我不得不自己打开牢门。因为我也是个温和并且天生固执的人，即使在我刚刚结婚那会儿，我也偷偷溜出去与随便什么人发生性关系。那种六十年代的解脱一开始我就想到了，但是开始时，对于我来说，并没有像共同认可之类的东西，并没有将你卷起并带走的社会洪流存在。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障碍，其中有一个人的文明本质，有一个人的乡下出身，有一个人接受的严格的上流社会观念的教育：做人不能胡来一气。我的成长和受教育轨迹骗我从事我难以忍受的家庭使命。有家室的人，尽责，已婚且有小孩——接着革命开始了。事情败露，这些女孩子都围着我转，我该怎么办呢？继续婚姻生活、与人通奸及思考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你人生的必由之路？

我没有找到我的人生之路，因为我出生在森林里，由野兽抚养长大，因此自由是必然的。我并非天生聪明地知道这一切。我也缺乏公开地干我想干的事的权力。坐在你对面的这个男人不是在一九五六年结婚的那个男人。要获得一种有关一个人人生自主范围的自信想法，你所需要的建议无处可寻，至少在我的小世界里找不到，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九五六年结婚生子即便对于我来说也是必须要做的自然之事。

在我长大成人的岁月里，人们在性王国里还不是自由民。人们是从二楼窗口进屋的窃贼。人们是性王国里的窃贼。你“逮住”了一种感觉。你偷走了性。你勾引、你乞求、你奉承、你坚决要求——一切性都必须得努力才能得到，要违背女孩子的价值观念，假如不是违背她的意志的话。这一系列的规则是你得把你的意志强加在她身上。这就是人们教育她该怎样保持贞操的奇迹。认为一个普通女孩应该无需没完没了的强求就主动地打破常规并发生性行为的想法说不定会把我弄糊涂的。因为两性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认为自己与生俱来就有纵欲的权利。不得而知。如果她为你所倾倒，她或许会同意你对她实施手淫的——即用你的手作为插入之物——但是认为有人无需经过心理围攻，锲而不舍的、偏执狂般的韧劲和劝诫就会同意一切，那是绝不可能的。当然，除了凭借超人的毅力外，没有办法可以对她实施口交。我在大学四年里有过一次口交。那是你可以做的一切。在卡茨基尔山的小乡镇，我们家开了一家度假旅馆，而四十年代我已经成人，要在这里发生两厢情愿的性关系，除了和妓女便是和生活中大部分时间与你在一起而且人人都认为你将和她结婚的女孩。而在那里你付出了代价，因为通常情况下你确实与她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