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活在陷阱中跳舞（第3/7页）

或许并不算预言，只是推理，因为人类的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或许，我们可以把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作品看成凯尔泰斯作品的变奏，曾几何时，凯尔泰斯不也以奥斯维辛代言人的角色说，只要人类存在，大屠杀就会进行，因为大屠杀是一种人类文化，有墙的奥斯维辛虽被烧毁了，没有墙的奥斯维辛依旧存在，人们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和平的废墟。让世人直面人生固然残酷，但总比虚构人生更有意义，能让人活得明白并有所准备。难怪苏珊·桑塔格把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比作果戈理和梅尔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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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相识在二十五年前，那时我刚漂泊到匈牙利不久，他也刚出版了那本名为“乌兰巴托的囚徒”的中国游记。他是1991年以记者的身份去中国的，中国政府邀请各国记者去中国访问，拉斯洛在华期间得到了周到、完美的安排，他的文字和他看到的面孔一样带着笑容。

我第一次见拉斯洛是在1993年早春，在匈牙利南方的塞格德市。那正是我最落魄的时候，没工作没钱没身份，寄宿在好友海尔奈·亚诺什博士家，准确地说是被他收留。亚诺什年长我十岁，当时在尤若夫·阿蒂拉大学（现塞格德大学）历史系任教，1989年后率先创办了一份在精英阶层影响甚广的文史杂志《2000》，成为文化名人，并以Q.E.D出版社社长的身份先后出版了由著名哲学家、翻译家兼画家库拉琼·伽博尔老先生翻译并作注的《易经》和《道德经》，他和拉斯洛是好朋友，出版过拉斯洛的短篇小说集《优雅的关系》，现任匈牙利塞切尼国立图书馆副馆长。在当时，亚诺什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一大群大学师生、学者和诗人、作家在身边，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还是文学界的“当红小生”。

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是亚诺什邀请拉斯洛到塞格德与读者见面，提前几天，亚诺什就一再叮嘱我，这个周末哪儿也别去，说要把我介绍给一位“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他还说，那位作家很想跟我聊聊中国。可以想象，他对作家也说了一套介绍我的好话。总之，那次会面是双方共同期待发生的，有朋友做中介，都带了美好的预期。

拉斯洛是个高个子，稍微有点驼背，总喜欢穿蓝色或黑色的棉布外套，最有个性的该算他常戴的黑色礼帽，长发齐肩，一副我想象中的田园诗人气质。虽然对一位不惑之年男人的面孔不适合用“漂亮”来形容，但他确实长了一副兼灵秀飘逸、浪漫敏感、深邃成熟于一体的漂亮面孔，深棕色的络腮胡修剪得利落整齐，额头很高很宽，即使在冬天也晒得红红的，发际很高，那时齐颈的长发还没变灰白，唇须下挂着温善友好、能够融化陌生的微笑。说话的时候，他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你，湖蓝色的眼睛明澈透亮，透抵人心，既有孩子的真纯、成年人的狡黠、音乐人的热烈，也有思想者的深邃。我想，大凡第一次见到拉斯洛的人，都会被那双波斯猫般的眼睛和裘德·洛式的微笑迷住，他讲话的音调也温和、委婉，如同朗读自己小说中绕山绕水的长句。

拉斯洛说，他1991年第一次去中国，回来后写了一部散文体游记《乌兰巴托的囚徒》。“我从中国回来，一进门就向家人宣布：从今天开始咱们改用筷子！”他的英文讲得很流利，绘声绘色，家人听了莫名其妙，以为他在发神经，殊不知，拉斯洛真的染上了“病”，一场持续了多年的“中国病”。从那之后，不管他走到哪儿，都不忘搜集与中国有关的各种书籍，关心与中国有关的消息和新闻。在外吃中餐，在家听京剧，不管跟谁闲聊，开口闭口都离不开中国。他尤其迷恋古代中国，崇拜诗仙李白，他自称在他的文字也染上了一股“中国味道”。他说：“只要在街上遇到一个亚洲人，尽管分不清他们是不是中国人，我都忍不住想告诉他们，你好，我去过你们的国家。”

他给了我一张带中文的名片，上面印有“好丘”二字。他说那是他的中文名，是他上次去中国之前特意请一位汉学家朋友帮他起的，一是取“美丽山丘”之意（他的家姓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就是一座山丘的地名）；二是借“丘”字与孔夫子挂钩。虽然我觉得这名字不妥，但还是保持了善意的沉默。我能想象出中国人接到他名片时的微微皱眉，也能想象出他绘声绘色对自己中国名的得意解释，这名字怪虽怪，但很可爱。

虽然拉斯洛去过一趟中国，但在亚诺什家，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个能够作为“朋友的朋友”近距离接触的中国人。拉斯洛是个情感丰富、善于表达的男人，不但知道如何被别人欣赏，也知道如何欣赏别人，尽管他极富阴柔与自恋，可一旦对谁产生兴趣，便会表现出无尽的耐心和溢于言表的情感，会用童话般的语调讲一段长长的小事，会用诗一样的词语赞美你。生活中的他，就像一位既迷恋自然又在乎自己的印象派画家，不失毫厘地观察日出日落的色彩，体验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然后将思维转换成文字，画到纸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