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给我（第2/3页）

乔跟我说话时把我当做是一个男人，像对待男人一样，或者说是像对待一个平等的人那样对待我。乔爱我：我被烧坏的大脑知道。我相信是这样，我到了坟墓里也坚信如此。

*

在葬礼上，帕特里西娅·弗朗西斯读了她父亲1933年夏天写给她的信中的一段，那个时候，我在住院，她还不到十二岁。

应该注意的事情

做人要勇敢

做人要干净

做人要有用

做人要学会骑马

不应该关心的事情：

不要考虑别人会怎么说

不考虑玩具娃娃

不考虑过去

不考虑将来

不考虑长大以后会怎么样

不考虑当不了第一怎么办

不考虑是否能成功。

当她颤抖着声音，念起那个喜欢她的男人给她的忠告时，我们都满脸泪水。我很想把她搂在怀里，紧紧地让她靠在我的胸前。但我再也做不到了。

我有什么感觉？……想到他会在那四块桃花心木中腐烂？……医生，那是温情。一种可怕的温情。但那种两个人的疯狂，并不是爱。

把我的哥哥还给我。像小安东尼那样的人不会引起任何轰动。那个无用之人自动消失了，非常知趣。如此英俊如此遥远的大哥只留下了他的传奇，他小时候太喜欢指责别人，不断地搞恶作剧，常常做出怪异的事情来。明尼分析道：“你哥哥一直不知道怎么才能引人注目。他最后知道了。”

把勒内还给我，那是我的另一个兄弟，凑巧与我孪生。他开煤气自杀了，烧毁了自己的屋子，但我不相信他真的想这样做。当他喉部开始出现褐色斑点的时候，我在拉里布瓦西埃的床上重新见到了他。“现在，你该走了。”他说，“你该走了，我的美国小舞女。你得踮着脚尖离开。啊，啊，别哭。你看吧，你总有一天会长大的……”他炸毁了一切。我不相信他在自杀的同时也想让别人送命。勒内不是那样的人。人们没有提起椰子已经足足三年了。所有的人都消失了，或者死了，或者逃得远远的。喝了那么多酒，吃了那么多苯丙胺和鸦片，接着是安定片，电击。然后得了这该死的结核病。

他们是目光疯狂的孩子，但仍然是好孩子。

文明大战中理想的孩子。

可怜可怜那些生来不是当英雄的人吧！

*

1943年2月

接着，就发生了那场新的战争，于是，人们不再谈论文明，那也许是我最后的战争，因为我已经那么疲惫。长达几个小时的行走很快就减少到绕建筑群走一圈。好像通过这几个同心圆，所有让我的生存变得有些意义的东西都会大大缩水，无情地进行重新规划。昨天，我在动物园里遇到我年轻时的一个朋友，当年，我们经常去乡村俱乐部跳舞和调情。当我走到她身边时，她突然往后退去，从她满是皱纹、好像有点愤怒的眼睛里，我看出她把我当做是一个可怕的陌生人。

亚拉巴马的军营里挤满了士兵，新的一代从我们的小街上，从我们的大路上散开去，我不会再搂着他们的腰跳舞。再也没有骑士，没有马术表演——但有披着伪装的汽车、隆隆响的摩托，汽车喇叭的噪音整个白天都冲击着我的耳膜。

这场军事动员给我带来了我的最后一个崇拜者，我多年来唯一的朋友，一个瘦瘦的十九岁的小伙子，他在塔斯卡卢萨大学上写作班，对我崇拜得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尽管我在社会上已经没有地位。他的小说有点风格，尽管骨子里有些忧郁。美国式的忧郁并不能排除民族暴力和对种族灭绝的怀念。我觉得我们的征服史就是种族灭绝史。

我和这个学生的交流有时让我振奋。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在写一部小说，他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道德危机，为了写这本书，他得拼老命。他担心伤害周围跟他比较亲近的人，比如亲戚和朋友，怕伤害他们或者遭到他们的怒斥。他问我能给他什么建议。刹那间，我感到自己的喉咙有点发紧，双腿神经质地抖动起来——好像被束缚之后很想逃跑。于是我撒谎说：“年轻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两难的局面……我不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问题。很难让我们周围的人懂得，对于作家来说，一切都是写作的素材。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职业，其主要任务就是诠释和移植——而绝不是虔诚！如果我是你，我会继续写下去，直到自己的书出现在书店的橱窗里，以向亲戚朋友作出解释。”我就此打住。我希望他保持纯洁，担忧但不要受影响，我不想伤害一个十分年轻的男人的最后幻想。总之，你完全有理由原谅自己。总有一天，不可避免地要原谅自己写作。写作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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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蒂嫁给了一个中尉，这个中尉也是普林斯顿人，但所有的相像之处到此为止：我的女儿很乖，很纯，心理平衡，她的未婚夫是个严肃、结实的小伙子，可以依靠。我没有力气去纽约参加婚礼。我怕又像二十三年前那样激动起来，害怕把女儿的手交出去时，我又病态地激动起来，让别人难以忍受。我糟蹋了她生命中的很多时刻，但没有让这个重要的日子黯然失色。这对可爱的年轻人寄给我一个结婚蛋糕作为回答。很凑巧，我收到了那个蛋糕的晚上，多斯·帕索斯[52]正赶往莫比尔，他要写一个关于军事建筑的报告。经过我家时，他停了下来。在我眼里，他一直是个好人，很有人情味，为人耿直，敢于面对事实，不受名声所诱惑。跟他这样的人交往，我没有任何困难。他可以成为我最好的伙伴。我们俩把蛋糕吃得一点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