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两家诊所和一家医院
《巴尔的摩太阳报》中的那张照片让我感到有点痛苦。人们要我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好像要我时时看着它。这是我最愚蠢的形象,那是大半身转过来的一个侧影,我目光茫然,不知所措,瘦得不像人样。头发剪得太短了,非常难看。我好像换了一副下巴,像马一样的下巴。我的大腿与手臂一样细,只有脸上的皱纹加粗了。还是在那张可恶的照片上,人们让我穿上了一条围裙,挡住了我的裙子和胸衣。啊!不是画家的衣服或雕塑家的围裙,不是的。而是一条印花围裙——一条百分之百做家务的围裙。
我想当那个瘦瘦的女人,当那个坏妻子坏母亲,她什么都不吃,差点死掉。司各特给了我50美元买颜料:这是他最后的信件,最后的礼物。我们是那么
相爱
同样也
那么互相伤害
我难以
呼吸
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走到一起的?野心,跳舞,酒精——是的,当然,还有想出人头地的巨大欲望。对我们来说,任何天空都不够高,不够强大。
我和司各特的父母都是老来得子。年龄大的人生的孩子是有缺陷的,这大家都知道,这是经过证明了的。我已有言在先:别对我寄予太大的期望,别想把我变成垂着乳房的小母牛。我会生一个孩子也许两个,或者一个都不要。
我们相遇的那天晚上,爱吹牛的司各特说:“人生最大的保健,是冲动,是极端。是威风地消耗自己,献出自己的一切,因为,这场文明大战,这个旧世界的屠宰场将不加区分地杀死我们大家。”
那时,我还是个乡巴佬——阔绰的乡巴佬,所以仍很自命不凡。他呢,已经失去了社会地位。他来自北方,来自文明人的家庭,冷漠而潇洒,显得非常神秘——甚至连他们当中最朴实的人也不例外。
马莎·基弗医生给司各特下了最后通牒,有两条:
要么停止喝酒;
要么继续接受她的治疗。
只有做到这两条她才继续给我治,否则她就放弃。
那天晚上,我得知第二天我将被转到纽约比肯的一家诊所去。
医生们摊开了红色的地毯,我的房间都差点被鲜花压塌了。所有的人都接到了命令,谁都不准接近她,谁都不准给她拍照,违者立即辞退。这里来了那么多女明星,还有百万富翁的孩子们。大家都懂音乐。游泳池,网球场,带私人保姆的私人公寓……这座疯人院比我去过的所有宫殿都好。我心想: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啊,司各特为了让我沉默宁愿破产。其实,他要摆脱我,让我跟那个飞行员走就可以了。
……我看得很清楚,我失败了,每一仗都失败了。泽尔达,你败得太惨了,那是别列津纳之战。[36]
*
昨天,在舍普-派瑞特医院的一个会议室里,他们强迫我演一场滑稽可笑的戏:在戏中,那个心理分析医生三次改变身份,还有司各特的律师雇来负责处理夫妻财产的一个顾问,当然还有我,或者说是剩下的人。他们向我宣布,一个月后,我的画将在曼哈顿某画廊展出,但我不能前往参加开幕式。
我试图平心静气地重新回忆起那一幕。
心理医生:“夫人,你的丈夫遇到了许多麻烦。金钱方面的麻烦。艺术方面的麻烦当然就不提了。”
夫妻财产顾问:“你住在这里花销很大,但他没有在任何费用前退却。你要知道这一点。”心理医生:“他抱怨说无法再写他的小说。我觉得这太不幸了。”
我说:“这难道是我的错吗?”
夫妻财产顾问:“当然不是。只是,他希望能感到有人支持他,不用再抄写那么多东西,不用再写那么多为了养活你们,养活你们的女儿,养活他和你而写的文章。说到底,他是家中的主人。”
我说:“他的小说,人们已经等了10年了。迟迟不出,这不是我的责任。4年前,我还没有生病。并不是我的病妨碍了他。”
心理医生:“当然不是。这可以肯定。”
夫妻财产顾问:“他只希望在经受考验的时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感到有人在支持他,所有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期待妻子这样做。因为丈夫和妻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爱你。而且,他还鼓励你画画。不正是由于他,你才能在他朋友的画廊里办画展吗?”
我说:“你不觉得这是因为我还有一点才能吗?你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吗?”
心理医生:“画画是一种很好的疗法,而写作会重新让你激动,你应该避免激动。”
我说:“我知道我的小说没有市场。但愿谁也不喜欢它,无论是评论家还是公众。可我不感到难为情,我会再写一本。”
夫妻财产顾问:“我这儿有张给你的支票。一张50美元的支票,去买几支颜料。这总应该可以吧?”